尋常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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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多少有些下意識地注意：他是否直接或間接地和這個北方鄰國打過交道，他怎樣看待這個鄰國的作為。

有一件事使這種交道成為可能，但這件事被他拒絕了。1946年春，蔣介石讓張群向祖父轉達，要他丟掉槍桿子搞政治，丟開地方到中央，去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祖父認為這是調虎離山，是蔣介石整垮地方實力派人物的慣用手法。於是堅決表示，寧願到鄉下去作老百姓，絕不願到南京去做官。此事也就沒有了下文。如果祖父去了，如果去了以後確實管事，那麼，涉及到蒙古事務就不能不和蘇聯打交道。因為“蒙藏委員會”的“蒙”，在*的版圖中是包括了現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當然，這兩個“如果”成為事實的可能性小之又小。　。。

天安門看焰火（3）

在祖父的政治生涯中，雖然沒有和北方鄰國打過交道，但是，卻和來自法國、英國、日本的勢力打過直接或間接的交道。

鴉片戰爭以後，列強瓜分中國，西南逐漸成為法國的勢力範圍。祖父入政之後，和法方少不了交往。據父親回憶，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祖父任四川省軍政首腦及退至西康後，法國駐成都領事館的領事貝珊和祖父時有往來。父親記得他總是開一輛“鐵雪龍”牌汽車到家裡來。貝珊後來調到緬甸、越南，和祖父失去聯絡，聽說死於抗日戰爭時期。和法方交往歸交往，而在祖父的觀念深處，從民族獨立的思想出發，使西南乃至整個中國擺脫法國政治勢力的影響，始終是他的一個理念。此事父親和我多次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法國的政治勢力才在西南被徹底逐出。此後，法國在戴高樂總統執政時期，在新中國和西方世界建立聯絡方面發揮了特殊的作用。法國是西方世界中率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正在這樣的背景下，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一位法國政要曾到家裡來拜訪過祖父。我還記得祖父在大客廳前的院子裡迎接他進入客廳的情形。這位政要是到中國訪問時提出要見祖父的，這顯然是因為祖父曾為政於西南，而祖父事實上與之並不熟識。聽說他年輕時曾在中國工作過。這次見面以後，他又在和平賓館請祖父吃飯。祖父和祖母帶著姐姐出席，而沒有帶男孩子。看來，祖父對法國人的平等觀特徵和尊重婦女觀念還是挺熟悉的。

至於英國，祖父當年在與西藏方面打交道，特別是產生摩擦之時，是無可迴避的，因為英國的勢力已經深深地滲入了西藏。此時，祖父不僅要考慮民族關係的處理，而且受到所謂“外交壓力”。祖父對於把西藏問題牽入所謂“外交”之中，是很不以為然的。在他看來，西藏是中國領土，中國對西藏只有內政而不是什麼“外交”　。

“七七事變”以後，日軍大舉侵華，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在此形勢下，國內每股政治力量、每個政治人物都面臨考驗，祖父也不例外。他的立場是：抗戰到底，決不動搖。祖父在歷史上，曾有兩次反對蔣介石主政的經歷，於此過程中，在國民黨內和汪精衛有較多的聯絡。　但是，在抗日戰爭中，當汪精衛主張妥協而叛國後，祖父立即通電，譴責其“信念不堅，言行逾範”，指出“最後勝利，尤宜併力爭取，絕無中途妥協之餘地，更無和平談判之可能”，表示“抗戰到底”。

1944年冬季，日軍打到貴州獨山，西南為之震動。那時候，雲南的龍雲來電向祖父徵詢對策，他和“唯民社”的同人商議後答覆說：如果敵人繼續西侵滇康，我們要動員地方力量抗戰到底，萬一抵不住，上山打游擊，絕不能有任何動搖。

事實上，在列強環伺、國家危難中成長起來的祖父，以及他們那個時代的許多人，國家獨立、富強的理念遠高於其他的意識形態。在對蘇聯的關係方面，我想，他定然會從這個角度去看待，而不會去糾纏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和*主義的論爭。

從塵封的文獻中去尋找祖父的思維脈絡，使我注意到，祖父在經邊的過程中，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期間深深感受到國防與外交之間關係的複雜性，而他有關“國防勿與外交相混淆”的論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對國家關係變化的看法：

“何以國防勿與外交相混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不然，將使我們的國防，無目標、無物件、無決心，終致無建樹。例如西藏問題，它之所以成為問題，是由於英、俄垂涎和彼此衝突的關係。然而就外交來說，現在英、俄都是我們的盟友，究竟還防與不防呢？拿印度來說，其情勢更難處了。原來它是英國侵略西藏的基點，然而她現在又變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