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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盟友，其難處者一。拿英、印的關係來說，我們不能不同情印度對英要求獨立，然而這又是我們的盟友――英國――所最不願意的，其難處者二；說不定日本的勢力不久會伸手在印度來，印度為了脫離英國羈絆，也如緬甸一樣，去與日本合作，這也有可能的。到那時我們不能不把印度當成敵人，然而畢竟它為了自己的獨立，不能不給予同情，此難處者三。至於緬甸已變成敵區，這不用說了。從這樣說來，因了外交的關係，豈不是將使我們的國防手足無措嗎？這卻不然！我們談國防有個原則，就是‘國防勿與外交相混’。外交是一時利害結合的問題，國防是千年萬代立國的基礎，絕不因一時國際的變化而變化。與敵國相處，有國防；與友國相處，亦有國防。……就外交的觀點來說，環繞國境者，有敵有友；就國防的觀點來說，則無論為友為敵，暗中都是敵對的性質，這是二者一個很大的差異。”
在這裡，祖父站在純粹的國家政治人立場，以其特有的坦率，把話講得十分直白。既然如此看待國家之間的關係，那麼，中蘇之間親密也好，交惡也好，祖父不為奇怪，也是很自然的了。
周總理來家中（1）
1959年秋季的一天中午，下課走出學校大門，發現衚衕裡和往日不同，隔一段距離就有一警察站崗。看樣子，有重要人物來臨。聽街上人說，來的是周總理。
走到家門口，發現這裡有更多的警衛人員，我意識到，很可能周總理到家裡來了。祖父的警衛員在門口提醒我，不要去大客廳，由左側走廊直接回後面中院去。見到母親得知，的確是周總理來了，一道來的還有賀龍和譚震林副總理等人。
總理一行中午在家裡的飯廳用餐，父親、母親則帶著我們幾個孩子在小客廳吃飯。我只是在到廚房取食品的時候遠遠看到周總理等人。我吃完午飯就到學校去了，周總理等人何時離開的不得而知。
周總理和祖父談了些什麼，我未聽祖父事後談及。我只是在和做飯的張師傅閒聊的時候，瞭解到周總理對川菜的一點看法。那天，考慮到周總理是江浙一帶的人，又有在江西、重慶等食辣椒地區的生活經歷，張師傅在配菜的時候特別注意了辣與不辣相互搭配。用餐後，周總理對張師傅表示感謝，並談到，認為川菜都是辣的是個誤解，其實川菜很豐富，有許多是不辣的。我問張師傅，川菜中不辣的佔多少？張師傅說，就宴會餐而言，一多半都是不辣的。在宴會配餐時，通常辣的佔四分之一為宜。
在當時的一些高階幹部中，張師傅的手藝頗有名氣。1992年到深圳開會，于光遠先生帶我去拜見習仲勳同志。習仲勳同志知道我是劉文輝的孫子後，說了些稱讚祖父的話，還特別問到，張師傅後來到班禪那裡做飯去了？我回答，是。他說，張師傅做的飯特別好吃！
祖父是在1942年2月第一次和周恩來會面的。這次會面，是透過祖父的朋友和舊屬張志和居中聯絡而成。當時，他們會晤於重慶機房街吳晉航家（吳是祖父的好友和舊屬）。這次會談高度機密，在座僅祖父和周恩來二人。根據祖父後來回憶，周恩來分析了國內政治形勢，認為當前全國人民的要求是：堅持抗日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而關鍵則在於堅持*，反對*。周恩來表示，在反對蔣介石*統治的鬥爭中，共產黨願意同國民黨*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力量能同共產黨密切聯絡，具體配合。他向祖父建議：應當在國民黨內部多做團結工作，透過川康朋友自身的團結去促進西南地方*力量的團結；而對蔣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動政策措施，必須給以堅決反對和有效抵制。他的看法是，西南地方力量當時有條件這樣做，應大膽行動起來。共產黨願意在政治上給以支援。這次會面達成的一個操作性協議是，*中央派員到雅安，在祖父任軍長的24軍內設一個秘密電臺與延安直接聯絡。 是年6月，*中央派王少春夫婦和報務員石勵攜帶電臺到雅安。 為防止蔣介石集團的特務搗亂，祖父將他們安置在蒼坪山下一個旅司令部內，前面駐有一連衛兵保衛。王少春和祖父直接聯絡， 當祖父離開雅安的時候，指定張伯言和楊家禎參謀長和他聯絡。從此，祖父和*中央有了一條直接聯絡的渠道。透過這條渠道，祖父得以及時瞭解*中央對局勢的分析和態度以及有關政策。 周恩來回到延安以後，也透過這部電臺和祖父溝通。祖父印象至深的一件事是，1949年劉鄧大軍即將進軍大西南之際，周恩來代表*中央向祖父及時通告，希望積極準備，相機配合，並囑咐祖父，起義行動不宜過早，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祖父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