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經典著作:黃仁宇全集

第9部分 (第2/4頁)

度總以上級的理想為準則，不以下級實際情形為準則。如實施困難，則由上級向下級施加壓力。因之其整個制度上不盡不實之處，通常經年累月，積滯於下端。其最需要發生作用的地方，反成為頂不實際的地方。有時整個制度因之崩壞。傳統歷史家，慣稱這局勢為“腐化”。其實所列舉證據，多無關大局。有時所列者實為結果，而非原因。其主因則系本身機構設計欠周全，環境變化，上層無法繼續以壓力強迫其下級，掩飾其組織上不合理之處。（5）基於以上條件，中國官僚主義有其獨佔性。因在思想上這種制度聲稱“天無二日”，亦即是自然法規的至美至善，不容第二者為表率。而其行政效率，也無力與較為合理的機構競爭。因其要保持其“非競爭性”（non…petitive）的立場，總是希望能閉關自守，如禁止人民出國，對外接觸則以外夷進貢的方式管制都是見費正清John　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Cambridge，Massachusetts；1953）。。甚至永樂帝朱棣，以遣派鄭和下西洋聞名，早在1404年已經通令民間之海船，全部改造為平頭船，以防止其泛海《太宗實錄》（臺北，1963影印本），頁0498，參見《太宗實錄》，頁0149。，都不出這種閉關自守的姿態。也即是其心理上為內向（introvert）。

中國官僚主義在對付此際問題時，起先已產生兩種弱點。其一是思想上帶有宗教色彩，先有唯心趨向。其二則其理想行不通，不能在立法上針對下層實況改革。而自稱“體”與“用”不同，承認不合體制為當然；亦即是姑息違法。今日中國仍有此現象的遺型，是為傳統習慣作祟，與社會主義無關。

以上所述，抽象的辭句為多。必須舉出例證，以實際情形闡述，才能得其真髓。筆者在閱讀《明實錄》時，發現《太宗實錄》內年終統計數字，可以解釋前說官僚主義的真相，並可以揭露統計數字在明代史料中的實際意義。和以上理論陪襯，尤足將李老博士的見解，廣泛介紹於一般讀者。

《明實錄》為朱明王朝根據原始資料撰集。明朝十六個皇帝，除建文帝朱允炆，景泰帝朱祁鈺，被後來繼位的皇帝視為非法，無廟號也無實錄外（他們朝中的事蹟則附錄於繼任的實錄中），最後的皇帝崇禎朱由檢，身死國亡，也無實錄。其他十三個皇帝，共產生了十三部實錄，合稱《明實錄》。現在通行的臺北版，共一百三十三冊。如稍為留心地閱看，即需要兩年半以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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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實錄》中的年終統計（5）

實錄的撰修人雖想保持前後一貫的作風，這事實上無法辦到。除以上所綜敘的官僚主義思想在這一百三十三冊文獻中表現無餘外，各部實錄敘事有詳簡，著眼也有差異。有如初期以極嚴峻的態度，組織其帝國，中期以後，行政多顯捉襟見肘的狀態，作史者概須自圓其說，即不能貫徹始終。

實錄內引用行政上統計數字，也因官僚主義的關係，前後不一貫，取捨無定則。例如《太祖實錄》列有1381年及1391年全國耕地的面積，當系造《黃冊》時的統計數目。此後各朝實錄，即未繼續。又例如全國軍屯在1487年至1504年間，所記載的屯糧，每年都不出2　700　000石左右。而1505年至1518年前後十四年，則每年都是1　040　158石。七位數字，毫無增減。自1519年後即或記或不記；至1571年後即不再記。而自1522年至1571年間前後五十年，每年數目都在3　700　000石上下；而1567年一年，則只有1　800　000石全部數字表列於王毓銓《明代的軍屯》（北京，1965），頁215~216。摘錄於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其所記載含糊不明之處也很多。例如明代所鑄銅錢，較各朝為少，較北宋為遠甚。全漢升先生估計，全明鑄錢“一共不過千把萬貫”。本文作者估計只有八百萬貫左右全漢升《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1972），頁364。筆者《從〈三言〉看晚明商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學報》7∶1（1974），頁135。現收入本書，見頁1~32。。而《世宗實錄》則稱1533年皇帝“諭工部鑄洪武至正德紀元九號錢，每號一百萬錠，嘉靖紀元號一千萬錠”《世宗實錄》（臺北，1965影印本），7063。。而《明史》及《大明會典》，又針對上文註釋：“每錠五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