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經典著作:黃仁宇全集

第9部分 (第1/4頁)

地方官斟察之後抽稅若干，既未並於一般田賦，也難說是官田的租金。山東亦因黃河改道，淹沒後又變為乾地而開墾的田土，情形亦復類是。湖廣地形變化，開墾更多。昔日湖沼成為“圩田”；以前河岸瘠土，僅徵“蘆課”者，至此也有增進為良田的形勢筆者所著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Cambridge，1974），pp�107…108；254。。根據不完全史料，可以看出這些土地的稅收，縱未全部飽地方官之私囊，也未完全公開交代。皇帝也不直說，而總是漫天要價，責成這三省官員，在他們出進之間，每年以銀四萬六千兩交福王，以作王府用度。各官員口稱無田時，福王派人在河南偵查與地方衝突，事誠有之。但是將十多個縣份的田土，劃為一人的產業接管，則技術上亦不可能。遲至1617年湖廣官員只承認每年繳銀三千六百五十九兩。因之筆者估計，福王掌握極少數田土之外，所謂莊田，實為現金津貼，年入不過兩萬兩《神宗實錄》，頁9771，9773，9825，9881，9901，9920，9924，9942，9946，9957，10089，10339；10526，10611，此實情亦摘錄於筆者所著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New　Haven；Conn�1981），中文版為《萬曆十五年》（臺北，食貨，1985）。。雖說數目浩大，和四百萬畝的田地比較，則不可同日而語矣。

明《太宗實錄》中的年終統計（4）

又崇禎時堵允錫奏疏稱：湖廣之“長（沙）善（化）兩邑，舊額百萬畝，今入藩封者，且七八十萬畝”。今日仍有人摘此作為明代為封建社會的例證1979年冬，筆者見傅衣凌先生的《明清土地所有制論綱》排版，頁25，38，仍有這段記載。特與友人James　Geiss君造訪傅先生於旅舍，告知本頁注③情事，但不知《論綱》出版時曾修正否。。其實堵允錫所稱畝數，全無實據。日本學者清水泰次終身研究明代土地制度。他在1928年即作文指出事不可能，堵信口開河，“無數字觀念”清水泰次，《投獻考》，載在《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東京，1968），頁404。原文登載於1928年7月，《東亞經濟研究》，12卷3號。亦見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又如兩縣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割佔為莊田，又有王府旗校巡邏徵稅，則滿清入主，勢必有極大的衝突，此亦與實際情形不符。

以上三數事，即可以看出不顧客觀條件，只從原始資料斷章取義的摘錄若干文句，無學術價值。因其只能對當日的事實真相，作無實際貢獻的參和，以表白作文者本人說有根據。而其實將16世紀白銀流通狀態，土地佔有情形，地方官之行政效率，皇帝與廷臣的關係全部混淆，使以後治史者，不知如何下手。其所褒貶，倒與今人無關。只是舊社會的弱點，今日亟需避免及改革之處，則因此名詞錯用，以訛傳訛，反被掩飾。

李老博士所稱“官僚主義”，非僅官僚作風。既稱主義則必有思想上及信仰上的憑藉。筆者根據李老著作及談吐，綜錄這些思想上的因素，約有下列數端：（1）官僚主義自視自然法規，業已被其網羅無餘。如以“褒貶”寫歷史，作為千古定論，墨守“原始的假說”，即出於這種自滿的成分。和古希臘思想家認為自然法規，須不斷地研究，不斷地發現，才能不斷地展開，迥然不同。（2）與中國君主制度不能分離。中國君主制度帶有宗教色彩，和歐美的“政教分離”的宗旨不同。如群臣稱皇帝的文書為“聖旨”，皇帝的面目為“天顏”，發言則為“玉音”。也就是假借自然法規的至美至善，做人間組織的主宰。因之君臣務必合作，融和為一體。強有力的君主，以官僚為其工具；柔弱的君主，則成為群臣的工具而不能自拔。因其如此，文官組織的權威，才有道德的陪襯，官僚的措施，也不容辯駁，相當於自然法規。（以上萬歷與群臣不協，才成為朝代的危機，以致兩敗俱傷。）（3）此種制度施行時，必借力于思想上假設的成分。例如十歲兒童的皇帝，被耆老重臣稱為“君父”，在明朝亦不設攝政。皇帝為愚頑，群臣仍稱之為睿智，皇帝為暴虐，群臣仍稱之為慈愛。這也就是說：理想的至美至善，盡力使之可能，如真不可能時，則假設其為可能。有時寧可在實質上打折扣，而不放棄其形式。甚至以儀禮代替行政，以表面文章代替實質。（4）這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