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經典著作:黃仁宇全集

第27部分 (第3/4頁)

被解構前，任何對未來的藍圖都不過是幻想。

和我在國民黨或共產黨朋友的犧牲相比，我為這個故事所付出的代價微乎其微。其中之一就是廖沫沙，我已經有四十年沒有看到他了。四十年！在“文化大革命”後，他已獲得平反。他一度享有高位，像索爾仁尼琴被蘇聯政府認定思想正確，受邀回莫斯科寫作及出版。近來他卻不再受到這樣的肯定。他上一回見到我妹妹時，傳達對我的勸告，並說我如果留在中國，一定熬不過“文化大革命”。我們之間的觀點仍有歧異之處，但他同意替我將在北京出版的書題辭。我應該很感激。一如往例，我常讓自己陷入困境，但總有辦法避開致命關卡。

最後再說一件事：我幾乎擁有自己的浴室。淋浴裝置及馬桶就在臥房旁，只不過近來水管有些問題。房子屋頂很高，因此正值青少年的兒子雖然已超過六英尺高，但可以自由自在行走奔跑，頭也不會撞到門楣。不過，最近內人說，我們的暖氣費用高得離譜，也許應該考慮搬家。

序言（1）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此文原載於《中國大歷史》，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年10月版。——編者注

——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這名詞刻下看來由我創用。如果有前人用過，則恕我查訪未周。其實此間之出處與是非已無關宏旨，因為這名詞縱是新穎，已乏創意。經濟學家以貨幣之流通影響到物質與僱傭之最基本的原則統稱之為“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而以內部較精密之觀察有如涉及物價指數與商業週期等詳情稱為“微視經濟學”（micro�economics）由來已久，亦從未有人出面自稱為始作俑者。宏觀與微視亦不過放寬視界與計及精微之不同。改稱大小，轉用於歷史，顯系模仿而非發明。

至於我自己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裡去，倒確經過一段長期間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運之安排。我年輕時從軍十年，解甲退伍之後，負笈於海外，可謂“學書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有了這樣一段顛簸之經驗，自己尚在憧憬於近身所見聞的事蹟之真意義，而一旦授有學位，作為人師，在美國學子之前講解中國歷史，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每次複習與考試之後，不免捫心自問：他們或她們須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與他們日後立身處世有何用場？難道他們或她們必須知道與Han　Fei　Tzu（韓非子）同受業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勵Shih�huang�ti（秦始皇）焚書，後又為宦官Chao　Kao（趙高）所構殺？Empress　Wu（女皇武則天）的一生事蹟僅是“穢亂春宮”？對我的學生講，除了用她與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凱瑟琳二世）比較，或與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較，這段知識尚有何實用之處？

當然我無從將數千年的歷史內凡一人一時一事提出與今日之西方處處銜接，講到午前之用場與黃昏之用處，提供建築師與會計師應參考的地方，這樣一來更感到綜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覺得我們應當廣泛地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地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史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才談得上進一步的研究。

其實我們自己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亦復如此。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蔣介石、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表廣大的群眾運動，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為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群眾運動之積極性格及其前後連貫的出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做歷史之轉折點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前往麻省劍橋研究明代的財政稅收，受費正清教授的督導。費教授對我個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顧，我已在其他書刊裡敘及。可是在治學方法上，我們卻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處。他重分析，我主張綜合；他堅持以二十年為研究的範圍，我動輒牽涉一個世紀或一個朝代；他用演繹法，我用歸納法。後來《明代十六世紀之財政與稅收》書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國劍橋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作《財政與稅收》時，我曾用明代方誌三十九種，內中無不包括當日徭役稅收的標準名詞，有如“裡甲”、“均徭”、“驛傳”與“民壯”。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一眼看出當中毫無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