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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相徑庭,所以要在學理上造成一個絕對的地位,才能無懈可擊。今日之世界則無此需要。況且那絕對的立場,技術上也不容易維持,即有如人類之性善或性惡、定命論的真實性格,屬於宗教上的問題。又有如洛克的“勞力價值論”在17世紀形成。當日生產方式簡單,要說某人能將自己勞力混合於自然的資源之內,即將這一部資源,當做他的私產,還講得通。而今日最有商用價值的廣告事業,以無線電的電波在空間廣播,則就要使前謂勞力價值論作硬性的解釋,發生困難了。
所以我認為針對今日中國的改革作辯論,一定要澄清這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體制,只有宣傳上的效用,沒有學理上的意義。一個尚待開發的國家,連最基本的現代組織都未完成,就奢言實行共產主義,甚至完全否定個人私利觀,那才是顛倒歷史。我們也看到對這後項運動作學理解說的著作,總不免包含著錯用名詞、不顧世界歷史發展程式諸種辦法,結果是與時代不合節,只能再度造成中國傳統裡“金字塔倒砌”的結果。
本書和作者
黃仁宇還是青少年時,夢想成為拿破崙。數年後他發現自己在蔣介石的軍隊中擔任下級軍官。他計程車兵每月薪餉十二元,但如果攜帶一挺輕機關槍投奔附近山頭的土匪,每人卻能領到七千元。情勢如此,黃仁宇無法成為軍事英雄也不足為奇了。
他之後去過印度及緬甸。在本書中,西方世界的讀者將有第一手機會了解,史迪威將軍的美國幕僚群及中國野戰部隊之間如何進行惡意競爭,而且是站在後者的角度觀察。我們的作者就在現場。
對日抗戰勝利後,黃仁宇前往東北,見識到林彪的“人海戰術”。麥克阿瑟七十大壽時,黃仁宇代表蔣介石去送禮:象徵長壽的盆栽。但在下一趟的臺北之行中,黃仁宇和長官陸軍中將朱世明卻差一點被監禁,因為謠傳朱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不過,直到今天,黃仁宇對蔣介石仍然有一定的仰慕。他也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對毛澤東有一定的敬重。
本書作者畢業於美國堪薩斯州雷溫烏茲要塞陸軍參謀大學 (U�S�Army Staff College at Fort Leavenworth,Kansas),從國民黨軍隊退伍後,到安亞堡(Ann Arbor)做按日計酬的工作,一邊攻讀密西根大學的博士學位。三十年來,他毫不間斷地研究歷史。他在數所重要學府做過博士後研究,其中包括哈佛及劍橋。他還出版過數本著作,發表無數的文章。他的《萬曆十五年》兩度提名美國國家書卷獎(American Book Awards),已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法文、德文及日文譯本即將問世。
在中國歷史的學術研究方法上,黃仁宇博士不同於西方大部分的學者。他認為,西方式的學院分工方式無法適用於中國文化的綜合研究,因此,西方觀察家通常不是將中國視為“白雪公主”,就是看成“老巫婆”。事實上,中國兩者都不是。為了獨排眾議,黃仁宇必須付出很高的代價。
中國出了什麼問題?黃仁宇會告訴你,中國是“潛水艇三明治”,上層是沒有明顯差異的龐大官僚體系,底層是沒有明顯差異的農民。他在本書中解釋,這是地理因素及歷史原因使然。至於補救之道,他建議“加強中間階層”,尊重農民階級的財產權,因為到目前為止,後者都是看各黨派的臉色。
黃仁宇在中國大陸及臺灣還有許多朋友,其中有些位居高層。他勸他們從歷史深處去探討他們的問題所在。中國人可能要像橋牌選手一樣,祭出高明的策略。
至於刻下東方與西方的衝突,本書敦促雙方的公民停止自認道德優越,轉而接受事實,瞭解“兩個不完美的系統”都面對共通的“巨大數學問題”。意識形態上的對立通常來自於目的論的見解,將歷史解釋成三個步驟的直線發展:過去、現在及未來。這種乾淨利落只適用於受限的視野或當地的事件。在“大歷史”中,作者必須想象我們生存在宇宙的螺旋之上。即使是偉大的領袖,也只能在彎曲的小徑施加小小的推力,其行動很少能配合其目的。重大戰爭只是啟動大規模的地緣政治趨勢,使好戰分子最初的軍事目的顯得無關緊要。然而,即使如此,黃仁宇堅決否認自己是目的論者或是哲學家。他是不折不扣的歷史學家,但不是理想派,而是實務派。他引用康德的話指出,沒有人可以自認了解“物自身”與“不可知”。但他也引用普利茅茨殖民區 (Plimoth Plantation in Plymouth)及1862年的公地放領法案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