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經典著作:黃仁宇全集

第19部分 (第1/4頁)

我們知道，在內戰前夕，很多有企劃心的地主，就已經在購買土地的時候去瘦存肥，將一部放棄，一部收納歸併，使地產的使用管理合理化。內戰期間，兩方的軍事組織，又都是由地主領導佃農及小自耕農，則前述趨勢只會繼續擴充套件，不會收縮倒退。我們又知道17世紀中期，自由產業人已不付賃金，自成業主，有如今日情形。租賃產業之代替抄本產業，也是一般時向Thirsk；pp�648…668；Stone；p�73�。那麼我們可以跟著唐尼教授（即前提及的R�H�Tawney）所說，英國內戰，實為一個“大熔爐”（melting　pot）。他說：“地歸業主，以打仗的方式執行，要比法庭告狀便宜得多了”Tawney；“The　Rise　of　the　Gentry，1558…1640，”Economic　History　Review，11（1941），pp�1…38�，也不只是詼諧輕鬆的道白，而確是言之有物。事實上這土地的領有集中和使用的規律化，以新興的地主為領導，排斥異己，並且淘汰一批不能跟著時勢進化的地主，更要將最大的壓力，加諸一般抄本產業所有人。這些穡夫的子孫，少數的運氣好，成為自由產業所有人，其他或被逼為佃農，或擠出於農業之外，成為城市內之廉價勞工，事實俱在。只是這是一個長時期的運動，與戰前戰後的發展聯絡，所以一到18世紀，仍有不少的抄本產業所有人G�W�Southgate，English　Economic　History（London；1970），�參考G�，The　Gentry：The　Rise　and　Fall　of　a　Ruling　Class（London，1976），p�173。。在這些情形下，我們提及1689年英國的低層機構必有顯著的改革，而不用絕對字樣，這是一種相對的看法。這也不是研究英國土地制度或英國內戰的一種論斷，而是對英國資本主義形成的一種解釋。這些專題對於“大熔爐”有不同角度的看法，因為立場的不同，其論斷必定也有程度上的差異。

有了這樣的解釋，我們才能對以下所說法律之演進，看得明白。英國的議會派雖說想支援普通法庭的至高無上，實際上這法律與時代相去過遠。公平法被皇廷牧師法庭（Court　of　Chancery）引用，事實上無從阻止，1660年查理第二的復辟之後尤甚。此時被引入的案件，牽涉到若典當間死亡，當時借方的權利、子女財產權的保障、破產、合同、股份和船舶所有的支配，以及欺詐內涉及“過分的施用誘導力”（undue　influence）的原則Plucknett；pp�690…691�。而且引用的情節積少成多。當初公平法不顧成例，現在它自己也創成例，於是公平法與普通法對流。1689年賀爾特（Sir　John　Holt）為首席法官（他任職於King’s　Bench，此法庭與Court　of　mon　Pleas同為普通法庭），他即決定今後有關商人的案件，照商業習慣裁判同上，p�246。。假使社會上沒有相似的變化，他的更革，縱不引起普遍的反對，也難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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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13）

光榮革命的前後，政治制度的改革，不以立法和行政做主宰，而以司法為主。克拉克爵士綜合前後情形，有下面一段觀察：司法衙門和法庭不斷地工作，除了幾個月之外，用法庭的裁判去樹立法規的情形總是在進度之中。［相反的］改革法律的呼聲雖高，但是危機一發生，縱在最革命的關頭，有關土地［的買賣佔領押當］與商業合同各事，卻連一樁立法，也沒有做出來Clark，The　Wealth　of　England　from　1496　to　1760（London，1946），p�114。。立法和行政總還不免“通令”的格式，有立即強迫下面照上級意志做事的情調。而資本主義牽涉私人財產權，務必在真人實事之間，判別得明白，所以司法權成為有效的工具，它有試驗性質，也能積少成多地以成例創造制度。克拉克的解釋尤其使我們不會忘記這高層機構與底層機構間的聯絡。

我們再看英倫銀行的組織，更相信布羅代爾教授所說資本主義的成功，在它能與國家互相印證的真諦。1694年銀行的股東，以英皇和皇后領頭，其中有一千二百六十七人，“無例外的”都是倫敦商人，他們宗教的剖面，則是“徹底的新教徒”。所湊集的資本，不是現金，而是由於他們供應政府的軍需，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