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經典著作:黃仁宇全集

第34部分 (第3/4頁)

村在歷史之發展上系以小自耕農為主體，可是因之也構成組織上的弱點。小自耕農各自經營，每家每戶也是小本的生意人。如果在這關頭又出現了一批大生意人，必因當中的不平衡而產生緊張局面，外表看來尚妥協和諧，實際已是小大之間的競爭。其演變所及，無法避免富強者得勢、貧弱者受逼。政府既無從以累進稅率抽稅，通常的情形便是稅收短絀，再則又要對貧弱無靠的人民賙濟，也連帶受牽累。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國自秦漢以來的統一，可謂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習慣，在其他國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礎者，在中國則缺乏發育成長的機會。農戶耕地既小，也無從僱請律師，覓取技術上解決爭端之原則。凡是有關借債、押當、失去取贖權（foreclosure）和強迫接收（dispossession）各種糾紛，很少能在中國透過法庭有秩序地解決。一般情形之下乃是當地富紳本人不出面，由地方上之流棍執行。而猶不止此，如果某一問題村民不能和平地解決，地方官更是無法合理地解決。儒家教養使他們不能不顧及窮人的困難，可是在維持秩序的原則之下，他們又不能將富家的利益置之腦後。他們的出路只有兩條，要不是勾結幕後有權勢之人物以自保，便是反抗他們以博得不畏豪強的聲名。下級官僚既因司法上缺乏確切的規律而躊躇，其上級之處境也大概類是。以上簡單所述，因著螺旋式發展，成為中國農村史內紛見沓至的老題目。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拯救法律的失當之處：也就是所有的官僚與平民都確實遵守紀律。

後漢因“中興”而起，也就不容易對付這類問題。其契機已成，在維持現狀和不事更革的狀態之下，又加以當日半似宗教性的信仰，只在此生此世取得滿足，那麼整個朝廷也無從廓然更張向某一方向邁進了。有了它的放任政策，漢帝國因為王莽篡位所引起的波動，經過一段休養生息才得以復元。可是財富繼續集中於私人的手中，且除了放債收租之外，缺乏其他的出處，至此只有打擾鄉村間的安寧。地方政府原來長於意識形態方面的言辭，而短於經理上的能力，如此一來更不知如何措手了。

儒術成了做官的階梯

兩漢的提倡儒術固然使官僚組織間思想一致，但也產生一種不良的影響——讀書人除了做官之外別無他業可從。以知識之本身為目的，從未為政府提倡。公元2世紀張衡提出一種高妙的想法，稱天為雞卵，地似卵黃。他在132年監製的地震儀，據說：圓徑八尺，今日則只有後人提出的一紙圖解作為見證。與他大致同時代的王充不斷地指出，自然現象和人事沒有直接的關係。這兩位思想家都缺乏後起者繼承他們的學說，其著書也不傳。反之，公元175年政府在太學之前樹立石碑，上鐫六經文句，據說每日來臨摹經文的學者聚車千輛。

以儒學為做官的階梯，始自武帝。其所謂“察舉”和“徵辟”乃是一種強迫的推薦制度。起先所舉者謂之“賢良方正之士”。公元前134年又令每一郡國舉“孝廉”一人。在後漢這制度推行穩定之時，大概每二十萬人口舉孝廉一人。這樣的“選舉”，無從全部公正無私。被舉者又非如代議政治下的議員那樣參與議事，卻各授官職。其影響所及只有使被舉而得官者終生與舉者、闢者保持恩澤的關係，而將公事視為次要。在這關頭，儒家習慣上重人身關係，而不嚴格地尊重法治，更能產生不正規的影響。城裡多數的太學生造成輿論的標準，只是他們專注於個人道德，經常感情用事，只能使以客觀標準解決問題的機緣更無從展開。

以上種種因素終於在朝代的末期造成無可挽救的局面。經常每項爭端總是起源於鄉間，而終至驚動國都。當地方官有心懲處當地惡棍之際，經常發現他們後面有本地富紳做主，後者又與朝官勾連，有時尚倚恃宮中宦官做後臺。郡守縣令不得不強制執行。他們以道德的名義審訊，倉促地執法，即判人死罪，對方也予以報復。這一來兩方都走極端，有名分的官僚和他們家屬受害的程度與豪強之被懲同樣深刻。自公元153年至184年，很多事件在其他各處原本只能於現代社會發生，但在當日的中國卻已發生。成千上萬的學生遊街示威，向洛陽的政府請願。大規模的拘捕被執行；黑名單也編成。數以百計的###死於監獄，其中不少人的詳情從未公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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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名士成為軍閥（4）

宦官與名士的對決

在最後的一段衝突中，所謂黨錮之禍，一方面有宦官的干預，另一方面則有為太學生所支援的名士，一般人的印象乃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