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經典著作:黃仁宇全集

第34部分 (第2/4頁)

權徹底明確地劃出，並且給予法制上的支援，乃是現代西方所獨創。

劉秀鼓吹天人合一觀念

想對中國初期專制時代有更確切的瞭解，我們務必對後漢作更精細的觀察。

雖說兩百年的思想史無法在一篇文章裡概括說明，但我們可以說“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在漢代思想史裡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以後漢，更為明顯。它的核心觀念是天人合一。陰陽之交替既及於人事，也見於自然現象。由於自然現象與人事變化都是根據相同的內在律動，所以兩者是同一的。既然是天人合一，那麼宗教與政治間便不再是對立，而神聖與世俗間也不再有所區別。照這樣的邏輯推衍，則生與死便不再有明顯界線。所謂長生不過繼續著現世界之經驗而無其痛苦，那麼以浮雕來愉悅死者也已恰到好處，而用不著贖身超度的那一套了。天人合一的觀念，也使建築師設計時盡心竭力地構成理想上的完美，美觀務必包括一個整體的輪廓。

從《後漢書》裡我們可以知道，冬至是一年中白晝最短而黑夜最長的一天，自此以後即陰氣漸消而陽氣漸長。因此，每逢這一天，漢代的官僚，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官，便都按時換著紅色袍服，所有的樂器也在那天經過一番調整。又將水與炭的重量量出來，以驗證季節對物重變化之影響。日晷儀上的影長，也在當日量出。只是我們無從確定如此這般的活動，僅在表彰陰陽交替之際，其影響及於各種事物，或是因為實踐的參與可以促成其陰去而陽來。在當時人的眼光裡，可能認為因參與而有推進之功效。

在漢代，尤其是後漢的國家祭典中包含以上種種複雜的成分，可見他們認為朝廷並不僅是人間的組織，如果再用它去維護某一社會階層的利益與特權，更是不成體統。這並不是基於現世界利害的考量，而是他們認為，天子務必對上蒼負責，而使治下的億萬生靈滿足愉快。劉秀的朝臣曾於公元54年勸他到泰山封禪，以便確定他受有昊天之明命。他當時以天下蒼生尚未能安居樂業為理由，拒絕了這項建議。不出兩年，他卻改變初衷，舉行了封禪禮。這當中自然有可疑之處。什麼是安居樂業的標準？由誰來作判斷？答案雖然曖昧不明，而更有其功能。以今日的眼光看來，後漢之意識形態著重一切保持原狀，朝廷則冀望向各方一致討好。劉秀與王莽之鬥爭至為短暫。他的帝國實際上是從造反的農民及各地軍閥手中奪來，征伐的時間超過十多年。當初是因為自衛和保持自己的人身與財產才舉兵，劉秀與他的將領當然從未忘懷於本身之利益。但是他也熟讀經典，更加上在農村的實地經驗，知道社稷之安定，在於大多數農民之要求得到滿足。此中不同的利害不容易調和。因此，他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諧等觀念，更可以在行動上保持自由，不被拘束於一定的主張與政策，而以微妙的手段，遂行其妥協與不走極端的用心設計。所以劉秀注重公眾建築之風水，他也以學者的姿態討論符讖吉凶。他所追求的並非個人來生的幸福，而是帝國在現世界之福祉。這種種舉措與言行，都載於典籍。由此看來，前述“自然宗教”、“國家祭典”都與妥協和保持原狀的宗旨相表裡。這種漢代的思想體系，劉秀和他的兒子劉莊都竭力提倡。

第六章名士成為軍閥（3）

豪強兼併是農村社會亂源

劉秀和劉莊在財政稅收上的表現也相當成功。他們的方針是將稅率極度抑低，可是在規定的範圍內毫不通融地執行。根據官方的資料，土地稅只有收成的三十分之一。前漢的鹽鐵專賣，在後漢業已罷除。劉秀的詔令也一再提到解放奴隸為平民。全面確定稅則是在公元39年。翌年即有十個郡守因所報不實而死於監獄。他們父子嚴峻而有心計。全國納稅戶數在王莽時代一度急劇減少，但在劉秀父子的主持下，至公元1世紀末，其數目不斷回升，自此可見新朝代的舉措合宜。公元2世紀情況略不如前。雖然不斷地與羌人作戰，宮廷內的生活也日趨奢華，可是國庫仍然沒有大量的短絀。但是在對付私人財產時，後漢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與組織上的缺陷，終而造成朝代之覆亡。

在任何條件下，私人財產之膨脹總會產生問題。這私人財富可以立即變為政治權力，有時這些財富也避免不了在政治場合之中角逐。司馬遷曾提出，公元前154年很多王國全面叛變之際，西安的一個商人在三個月之內所貸之款獲利十倍。在這情形下，他所貸之款在支援朝廷之中央軍，可是不同情況之下，私人之財也可用以支援叛軍。在更為特殊情形之下，鄉村間之財富更可以促成變亂。

中國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