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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哥哥黃仁宇（2）
仁宇兄的名著《萬曆十五年》開始是用英文寫的，在1981年由雅禮大學出版所印行，當時為美國名作家John Updike發現，在New Yorker雜誌寫文推薦，同時這本書也列入美國曆史書五個最佳作品之一。翌年《萬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印行，由廖沫沙題箋，印在封面。這題箋也有一個小故事，我在1980年9月間，參加美國航空學會訪問中國航空工業，途經北京，這時黃仁宇已經計劃把《萬曆十五年》在中國印出，託我和妹妹粹存去拜見他的舊友廖沫沙，請他題箋。我現在手頭還有仁宇寫的一個短簡，謝謝我們弟妹替他取得廖沬沙的題箋，並且說：出版書籍，和其他工程一樣，一定要有多方面的協助支援，要謝謝你們在北京的聯絡工作。
黃仁宇個性強，不論學術和日常交往，都是心有成竹，不輕易改變初衷。可是為人謙和，不事誇張。《萬曆十五年》在大陸和臺灣暢銷，他對我一字不提，直到我們的表弟李承露從臺灣來信，報告情形。我打電話給仁宇兄說：“聽見你在臺灣出版界和讀者心目中聲名鼎盛。”仁宇兄沒有驕意，只問：“是哪個人告訴你的？”
黃仁宇的第二本重要作品是《中國大歷史》，這本書在美國出版時是1988年11月。可是早在20世紀70年代，我到紐約州去看他們夫婦，仁宇兄就告訴我：他對中國歷史有一個新的研討方式，和美國各大學中國史專家看法完全不一樣。我當時一點也不知道這學科的研究內情，只覺單刀匹馬，和一班學術權威打對頭，不是智舉，就將這想法坦白陳述，黃仁宇一點也不同意，話題就終止了。
黃仁宇生性豪爽，古道熱腸，對人誠懇，人或有機謀，他視而不見。他在New Paltz住處簡素樸實，他寫作的廳房面對著紐約聞名的Cat skill山地遊覽區，可以看見日出日落，風雲變幻，在黃仁宇的心目中，比什麼高樓大廈，都要勝過一籌。同時他注重儲蓄，家有餘資，都細心投資。
黃仁宇夫婦愛旅遊，在英國劍橋大學工作時，曾遍遊西歐各國，在美國遊歷東西岸，最後在1998年春來加州訪問，和家人歡聚之外，他們夫婦並開車到San Diego和Las Vegas遊覽。
仁宇兄最後一次旅行，是在1999年10月應葡萄牙政府邀請，到里斯本參加澳門歸還中國紀念會。在會中黃仁宇發表論文，題為“中國的經驗——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黃仁宇歡喜賓客，New paltz附近有幾家餐館，是他家待客之處，其中有兩家在赫遜河畔，風景優美。這地方也就是他寫的《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名稱的來源，另一家中國餐館，叫“小熊飯店”，地址靠近Woodstock，是Rock Music發源之處，餐廳背山近水，非常風雅。
仁宇兄常說：“我一生經歷過中外各階層的生活，不論是治世亂世，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現在我個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一死而無憾。”這種看法，和他最後一天和格爾嫂所講的話，如出一轍。
序
本書初刊於1988年，可是內中有幾篇文字已見於其他報刊，所以粗率地說，全書經歷至今已有十五年。
十五年前我初次倡說中國長期革命業已成功，有人批評我的立場偏激。即在十年前仍有人預言，鄧小平去世後中國又將沉淪於民國初年軍閥割據的局面。這種種悲觀，緣於忽略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
我們所說中國的長期革命業已成功，並不是說所有問題都已解決，而是前後比較，已面臨歷史上一大突破。這種突破史無前例，在本國史裡只有公元7世紀隋唐之出現，差可比擬。在西洋史裡也只有英國在17、18世紀之交的開啟局面，可以相互比較，因之兩方的過程，可以看得更為明顯。
其中最重要的癥結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登場。但是資本主義是一個被濫用的名詞。我們因其無可替代，雖引用而必強調在20世紀末年，其最顯著之特色不在階級鬥爭，也不是新教倫理，而是負債經營。
一個國家希望資金廣泛地流通，經理人員與所有權分離，技術上的支援因素如交通通訊全般活用，務必先在法制上創造一個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局面。中國過去以文士管制億萬農民；用刑法作張本，於今引用商業習慣，以律師、會計師、工程師做前導，著重民法。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體系。20世紀的革命，即顯示著整體社會重新構造過程中的艱辛。
這本書是我的歷史寫作之中提出引用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