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經典著作:黃仁宇全集

第4部分 (第2/4頁)

資料較頻繁的一種。《明實錄》內《太宗實錄》年終統計一文又整個重寫，加入英國之參考資料多種。（其中明代數字的瞭解則初作於1970年的夏天，時在哈佛東亞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距今將近三十年矣。）《上海，Shanghai，シヤンハイ》系應在瀋陽及上海發行的《永珍》雙月刊所作，載該刊今年三月號及《聯合報》副刊3月7、8、9日。雖系小品文字，但是顯示著新舊體制之不能融洽，仍側面闡釋一段天翻地覆的改造無可避免。

作者的主旨仍是拋磚引玉。我深覺得中國歷史需要整個重寫（包括西洋史在內），我提供自己在摸索時的線索，希望高明人士將眼光更看寬看大，將歷史讀物更向前修訂。對一般讀者則著重不要忽略自己當前的立足點。

黃仁宇

1999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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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言》看晚明商人（1）

中國傳統社會，因採取中央集權制，事無大小，悉聽朝廷號令。所有法律辭章，必須劃一。此在工業革命之前，交通通訊諸技術未曾發達之際，實有多數不合實際之處。因此皇室威權，雖廣泛無涯，但其行政技術低劣。政治之安定，並非經常在法律及經濟上求改革；而有賴於支援儒家思想，由家族社會之安定性所促成。此種措施，實與西洋諸國近世紀保障人權、支援私人財產、允許市民自治種種措施大相徑庭。因此“重農抑商”縱非中國朝廷能經常維持之政策，亦必為社會發展之必然趨勢。西洋諸國資本主義之發展，有賴於尊重私人財產之絕對性，並認為此絕對性高於皇權，甚至高於傳統之道德觀念。其司法權之獨立，即由法庭保障此絕對性。凡此措施，只能在西歐諸小國經始。中國之地方政府，始終未由私人結會之形式構成；而系由中央政府規劃；其行政精神又偏重於中央政府之便宜。其間差異之處，無待詳述。

明代統治中國凡二百七十六年，跨14世紀至17世紀，此為西歐諸國近代國家社會形成及資本主義發展之際。中國政府則在此時期鞏固其中央集權明代集權，見於顧炎武之《日知錄》及黃宗羲之《明夷待訪錄》。亦見於�Mote，“The　Growth　of　Chinese　Despotism，”Oriens　Extremus，8（1961）；Lien…sheng　Yang，“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in　Charles　（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New　York，1969）。。因中央集權之結果，政府之經濟政策，不能以經濟高度發展地區之情形為基礎，而系以經濟低度發展地區之情形為基礎本人所著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Cambridge，1974）對此點敘述甚詳。。例如洪武之稅收政策，全以穀物為基幹，各衙門所用人役，在宋代王安石變法時，即收代役錢，在明初又全部改為現身服役。永樂雖派遣鄭和下西洋，但對民間海舶，則極力取締。1404年則令民間海船，悉改為平頭船，以防止泛海《太宗實錄》（中央研究院版，下同），頁498。。《明律例》亦定民間私造二桅以上大船，私自泛海者處斬見《大明會典》，卷167，但此律未能施行。。凡此多端，其重點在保持全國經濟之平衡，以維持政治之統一。大凡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過大時，其政治必受影響。例如美國在19世紀即因其經濟發展不平衡，乃有南北戰爭。此在傳統中國社會，自當竭力防避。

防制地區間經濟超度發展，以與低度及落後之經濟基礎看齊，為適應中國傳統政治之需要。此在長期經濟發展過程中，至為不利。此可以在中國實行者，因為中國經濟，在19世紀之前，為“非競爭性”者，未有如西歐諸國，甚至有如日本之“大名”政權，其經濟為“競爭性”者。亦即其國家或諸侯間經濟之差異，立即影響其武備之盛衰，而可能決定其存亡。中國傳統政權，以廣泛動員農村經濟為其實力之基礎。兵員為農民，軍費無大異於食糧，兩者均重量不重質。經濟雖落後，但全國情形均一，徵發仍輕而易舉。反之，其工商業及經濟方面前進之部門，則恰為政府統治徵發不及之處。中國歷史上，凡朝代以落後之農村經濟為骨幹，其經濟基礎為“單元”者，通常能號召大量兵員，戰勝以“多元”經濟，甚至較前進經濟為基礎之政權。是以明代經濟政策，符合當日政治需要，在歷史上則為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