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諒年輕的胡適雖然有興趣，這個問題也行之無遠。日記最後，胡適繼續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排比為“斯賓塞所謂‘公道之律’也，密爾所謂‘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為界’也。”
打住一下，不妨把胡適和魯迅對自由的表述放在一起比對，這或許是一件有意味的事：
“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為界”。
“蓋謂凡一個人，其思想行為，必以己為中樞，亦以己為終極：即立我性為絕對之自由者也。”
第一種自由姓胡，它是自由主義的；後一種自由姓魯，它是反自由主義的。天下自由不一家，於此可見，以後切勿一見自由就親親熱熱地說是自由主義。要而言，自由主義的自由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權界”的（即權利的界限），一位美國###官說得形象：你有揮舞手臂的自由，但必須止於別人的鼻樑之前。魯迅的自由是隨心所欲的，絕對的，它沒有任何權界的自律。其後果，是你有了揮舞手臂的自由，但別人的鼻樑卻不免遭殃。因此，在比較的意義上，胡適的自由是“每個人”的自由，而魯迅的自由是“一個人”的自由。1914年胡適對自由進行表達時是23歲，1907年魯迅表達此一自由時是26歲，都是年輕人，但留學背景不同，汲取資源有異，所以以後，胡適成了個自由主義者不奇怪，就像魯迅走上反自由主義的道路也不奇怪。
以上是個插曲，如果回到胡適當時語境，他把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解釋為密爾的“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為界”，畢竟有所差池。一個是叫你不要做什麼，一個是要你做什麼時需要注意什麼，兩者論述的情況不一樣，也對不上。
稍前於此，胡適另有過一次大談自由的機會。那是胡適往遊哈佛時，哈大留學生孫恆來訪，兩人談興正濃。孫恆認為中國的問題就在於國人“不知自由平等之益”，而這是“救國金丹”。但胡適聽了大不以為然。他認為中國“病不在於無自由平等之所說，乃在不知諸字之真諦。”這層意思固然好，很顯然，以上胡魯各論自由，其中一個就不明自由的真諦所在。但，哈佛的孫君卻未必不明白，畢竟人在美國，自由主義是感同身受。胡適是否自我發揮了。在胡適看來，今人所持的自由平等，已不同於18世紀學者所持的自由平等了。比如平等，18世紀只是“人生而平等”，但，“人生有賢愚能否，有生而癲狂者，神經鈍廢者，有生具慧資者，又安得謂為平等也？”因此，19世紀的平等乃是“處法律之下則平等”，此即今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於自由，18世紀也只是“人生而自由”，太簡單，而“今之所謂自由者，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為界”。這固然是自由的進化，但不僅到密爾為止，有時候即使沒有觸犯別人，自由也將受到限制。比如個人飲酒的權利，在禁酒的法律中，就不得以自由為口實。他如遺產稅、取締托拉斯、婚姻檢查制度等都是如此。說到這裡，胡適來了番總結：“今日西方政治學說之趨向，乃由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而趣干涉主義，由個人主義而趣社會主義。……蓋西方今日已漸見十八世紀學者所持任天而治（放任主義）之弊，今方力求補救，奈何吾人猶拾人唾餘，而不深思明辨之也。” 從日記中，至少我不知胡孫對話的具體情況，尤不知孫氏到底說了些什麼，但看胡適一個人自說自話且說得如此自負，就想來挑挑他的毛病。
十一 “自由政治者之大樞紐”（2）
不錯，自由平等學說從18世紀到19世紀的確發生不小變化。這裡單說自由，它就經歷了一個自洛克而始的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轉換，而胡適再三提及的英國密爾就是這個大轉變過程中的關鍵人物。就自由主義而言，胡適肯定是密爾式的，但未必是洛克的，在他的日記中，我尚未發現胡適讀過洛克，而洛克被提及，也只是在一則“近世不婚之偉人”的日記中，他（寫作“陸克”）和笛卡爾、帕斯卡、斯賓諾沙、康德、霍布斯、斯賓塞等人排列在一起。因此，大致可以推定，胡適的自由主義基本上就來自密爾，或自密爾始，而密爾之前的古典自由主義，胡適很可能暫付闕如。如是，胡適的自由主義和他以後所做的學問形同相反，由於胡適寫中國哲學史只寫了一半，便沒了下文，因此有人戲稱他的學問是“只有上半身，沒有下半身”；而他對自由主義的認知則反了過來，只有下半身，沒有上半身。然而，沒有古典主義基礎的自由主義，在來路上不明，就可能導致去向上的偏差。就近處說，胡適上述把19世紀的自由主義趨勢概括為“乃由放任主義而趣干涉主義，由個人主義而趣社會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