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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馬克的面見談話,可把我苦得連中文也糊塗起來。諸如結構、解構、隱喻、修辭等等一大堆辭令,都是他耐心地從我帶去的小字典上翻尋指示給我的。可是當這些詞混在他連串的句子裡,我又迷惑了。他呢,奇怪的是他從來就只當我是懂得的,不虞深淺往下說。假如正在講我的畫,我說,我沒聽懂,他就認真地說,不,你已經畫出來了,我懂。
每次同馬克長談都讓我覺得疲憊而滑稽:如果是三岔口,也還有趣,可我們只是兩人相對。“要是我會中文就好了。”他常這樣回答我的歉意。
很久以後我才明白我們彼此是“懂得”的——原來馬克也需要同志、知己,需要有人傾聽,並談論繪畫和所謂觀念藝術之間那麼一些似有似無的可能性:那是他不放棄畫布,又沉溺在觀念中的兩棲性格和雙重挑戰。他一再強調他的成功只是80年代後現代繪畫中極個別的例外,重要美術館的承認和收藏,他僅歸因於運氣。他用自嘲的語氣說“運氣”兩個字,但他以顯著的憤怒講到“前衛藝術”,這時他的眼睛會往下看著某個角落,彷彿前衛藝術就蹲伏在那兒:“我討厭。我討厭他們的態度:‘你們都錯了,我們才是正確的,我們永遠比你們正確’。”一邊說著,他就用皮鞋作出盛氣凌人式的那麼一踢,好像前衛藝術家真踢過誰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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