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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正確’。”一邊說著，他就用皮鞋作出盛氣凌人式的那麼一踢，好像前衛藝術家真踢過誰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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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藝術家肖像——坦希（3）
他又常用鄙夷的語氣提到“主流”。我說，你自己就在主流的名單上，他立刻答道，不，不，我寧可不是。
他會聳肩笑著告訴我某篇嘲罵他的文章。最近一例，是登在《村聲》（紐約一份文藝人的大報）藝術版某位老權威寫的文章。馬克像通報喜事似的打來電話：“你看，我告訴過你，他們從來不喜歡我。”
“他們從來不喜歡我。”這是馬克常說的一句話。
“他們”是誰？
馬克總是站在非主流的立場，主流，彷彿是他熟悉的冤家。對非西方的藝術，他懷抱尊重，有一回他怯生生向我詢問中國宋代山水畫的空間問題，好像我一定比他更懂似的。我只能告訴他，宋代的中文還沒有“空間”這個詞。他曾拉我去參加蘇聯藝術家的聚會，像大學旁聽生那樣專心傾聽。那年惠特尼美術館雙年展被《紐約時報》出以惡評，馬克看過參展晚輩的大量裝置作品後說，是的，太多噪音，可是《紐約時報》的老爺們最好停在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的昔日光榮之中，穩操文化權力。孩子們是該玩自己的遊戲：活力，最要緊的是活力！
1994年初，我帶幾位北京來的青年同行去看他。忽然他決定把我們的畫掛到他家裡（為此他特意清出一大間空房）。他買了好酒和食品，叫來好幾十號人，包括他自己畫廊的老闆（長得像個出色的性格演員），他的長期的評論者（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教授）。那天積雪盈尺，馬克從早到晚坐立不安，比他自己的畫展還興奮。“你的朋友會在乎在我家裡掛他們的畫嗎？”他兩次擔心地問我。我常覺得西方人是太認真了：馬克甚至花錢僱了他的朋友來負責掛畫，一位專職的，為勞申伯格和沃霍爾之流設計展覽牆面的大高個子，80年代曾隨勞申伯格到過北京和拉薩。
他並非刻意幫我們，他只是要這麼做。幾天後我去取畫，他叼著雪茄同我坐在廚房裡抽菸，好像有點傷感的意思。像弗萊德一樣，他說，畫總得掛出來。“主流！”他又露出鄙夷的神色，“主流的意思就是哪些東西可以展覽，哪些卻不允許。”我笑。他不看著我，繼續說：“好玩嗎？不，這就是所謂‘政治上正確’，這就是他們的政治遊戲，一點都不好玩。”
我覺得不好玩的倒是他居然小心地提出幫我找找畫廊：不知是倔呢還是懶，也許既懶又倔，大約八年期間我沒有尋找畫廊，只管自己畫。馬克看出來了，幾次話頭轉到這層意思，緩緩地說：“我明白你，然而東西總得拿出去，讓他們看看，想一想。”（又是“他們”！）要說畫廊的路數，他自然比我熟悉得多，可是朋友如馬克，我只願與他一味清談，不涉俗務。好哥們兒也有彼此不自在的時候，我嘴上應著，竟是總沒給他回電話，
這樣的竟有小半年，到底是馬克來電話了。笨拙的自嘲的口吻：對不起，好嗎？我總是不太同人聯絡，真糟糕。
是我糟糕，該我說對不起，但我沒說。約他過來坐，他來了，卻忘記帶上我畫室的新門號和電話號碼，徒然在大樓裡轉，最後只得回家給我掛電話，又一再地說對不起，隔天他過來，照例提幾罐啤酒，洋人灌啤酒好比飲水一樣。
久已耳聞西方不斷出現質疑西方文化中心、文化霸權的聲音。在美國，我也目睹西方人組辦的非西方、非白人的藝術活動越來越多，越來越煞有介事。但我對這類熱鬧卻每每不知作何感觸：不鬧也罷，鬧了，反而看見那個“中心”，聞到那股子“霸權”的味道。大概那就是馬克的所謂“政治遊戲”吧。不過以我的日常的感受，此間藝術家的往來，心態比我們是要開闊無礙，亦且自然得多，真無所謂種族、國籍的概念——讓·雷諾阿，法國大導演，那位印象派老雷諾阿的兒子，曾在自傳最後一節“別了，民族國家的觀念”裡，自稱是一位無國籍的“電影公民”。他說：一位法國農民與一位法國金融家“在一張桌子上吃飯”，兩個法國人之間“沒什麼可談”，假如同一位中國農民相會，則會有“很多話相互訴說”。真有兩位法國與中國的農民“把酒話桑麻”的景象麼？雷諾阿講的其實是他移居好萊塢之後同美國導演其樂融融的情形，這與我和馬克的相往來，彼此聽懂三五分，卻十分了解契合的樣子倒是相彷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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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藝術家肖像——坦希（4）
譬如馬克、奧爾徑自與我交往，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