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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米長的模型飛機，機翼機頭傾斜著對準街市，看過去英勇而幸福。其他各項工程如火如荼日夜進行，到年底最末一夜，幾十萬紐約人在廣場舉行傳統守歲儀式時，時代廣場確實氣象更新——那年秋末我從亞洲回來，如喪家之犬：畫室豈不就是我的家。承畫友坦希幫助，運回的大畫存在他的畫室。無法工作的兩個月不知是如何度過的，直到一筆我在年初申請的基金被批准——來自以死去的後現代女畫家約翰·米肖爾遺囑設立的基金會，連同另十九位入選的美國藝術家：至少在這件事上，出錢和領錢、幫助和被幫助的都是彼此素不相識的藝術家。我立刻租下新畫室。並非故意，經紀人介紹的處所與老畫室僅一街之隔。在十六樓，我從新畫室北窗看下去，233號樓每個窗眼都瞎了，灰濛濛站著等待拆毀。同樣的地鐵路線，同樣的出站口，不同的是畫室租金高了將近三倍。起初，好幾次我仍習慣性地朝老畫室那兒走去，就像至今我記憶中的美院方位也還是在東單王府井一樣。
雷康，繼續辦案保持來信。我明白了，他辦案子好比我們畫畫，習性難改。在我早已忘了官司時，賠款於上個月寄到。大夥兒臨別留下聯絡地址，兩年來收到過幾回展覽開幕邀請信，誰呢，想起來了：233號樓“難友”，都活著，都在新的幹活的地方繼續幹活。在街上遇見克里斯蒂和女革命家，彼此笑了，誰也沒提起那段日子。
我們被攆走了——這在迪斯尼集團的宏圖大略看來算不了一回事。在我們，那段日子除了此刻當成寫作材料，說實在也他媽的不算回鳥事——請容我順口帶這麼一句粗話。
199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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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藝術家肖像——坦希（1）
不記得是在張愛玲的哪篇小說裡，我讀到這麼一句妙語：女人都是同行。“相嫉”二字雖然去掉了，女同胞讀到，想必心領神會。其實男同志嫉起來，也是酸楚難熬。英國人培根先生專有文章題曰《論嫉妒》，說“嫉妒是不知道休息的”，可見得體會深切，不知是他妒人呢，還是人家嫉他。
單是在心裡嫉妒，倒無妨的，或者也能解作羨慕以至欽佩的意思吧。難辦的是同行相忌，可悲的是同行相殘——彼此防備著、傷害著，窄路相逢了，還得打招呼、握手、扯閒天。
不過我現在要來說的人、事，是同行之間的相知、相助、相敬。
先得講弗萊德老先生。1991年，我和一夥大陸同行在聖地亞哥藝術學院辦展覽，座談會之類散了，他就走過來，沉吟片刻，接著用懇切、從容的男低音（男低音總會顯得從容、懇切）說他在聖荷塞有家畫廊，要給我辦展覽。
我不想接。一辦，就得賣，一賣，又是老套：得錢，但不開心；賣不掉，也無趣——當你懸想誰會來買，一切變得無趣。那回在學院展覽的畫作，是我來美國九年後頭一遭存心幹自己想幹的勾當，除了非營利性質的展覽，我打定主意不找畫廊。熬到非得屈服於飯碗時，再說。
可剛剛開始玩，這位老先生就來兜生意。我照直拒絕。他平靜地說，好，不過咱們無妨坐下來談談。
這也是老一套。但我喜歡弗萊德的模樣，他不像畫商，倒活像個面紅須白的聖誕老人，又是一派教授風度，尤其是同人講話的語氣，好像熟朋友適才長談過後又聚攏了似的。他要了我下一程住處的電話號碼。幾天後，他開車兩小時到洛杉磯我落宿的朋友家，也是那麼沉吟片刻，說，別的無所謂，但總得把畫掛到牆上看看。我說好吧，讓我回紐約後想想——兩週後他真的飛到紐約來。
再過兩個月，我的畫就乖乖地掛上他畫廊五米高的白牆。老頭子用力擋開我的手，自己爬到高梯子頂端調配射燈角度。下得梯子，他用碧藍的，上歲數後淚汪汪的老眼看看效果，笑得白鬍子都沾上口水了。
原來弗萊德是個畫家。三十年前他住在紐約，畫極簡主義的路子，是當年的前衛分子。此後在聖荷塞藝術學院當教授，任教務長，一退休了就自己開畫廊。他認識不少頗為重要的畫家，其中有好幾位的作品我都在美術館看見過，什麼流派花樣的都有。但他一個“極簡分子”，何以喜歡如我似的“寫實分子”？我有點納悶，問他，他也納悶，反問道：為什麼不？你有你的話要說，我接著了你的意思，此外還要別的理由嗎。
展覽期間我的三套東西沒賣掉，他聳聳肩，就拉我到隔壁去喝咖啡。不久倒是賣掉兩套，他在電話裡得意地說：“你瞧，我做對了！”真的，他就是喜歡“把畫掛起來”（甚至請一位東岸的晚期抽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