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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給我幹活的地方。1991年夏他假加州聖地亞哥藝術學院辦了一期暑季藝術活動,招集一群中國藝術家,我也算一個。可第三套雙聯畫才鋪開,學院開學,學生返校,我們撤出。住在洛杉磯的老哥阿城接我過去,四米長的大畫正好同他家大廚房西牆的尺寸相當。窗外的柚子樹雨後落一地果子,阿城特意買來兩盞白熾燈方便我連夜作畫。那些日子我想起在國中打游擊似的作案地點——到美國情形還是一樣。大畫運回到紐約也沒處擱呀,索性存在阿城的院子裡。沒畫室,畫也沒個自己的家。
紐約是房屋的叢林(有理無錢莫進來),是一片難以測知深淺的生態場:各種人,各種生活方式,各種可能性,包括各類租金。總之,1991年底我的美國畫友奧爾告訴我時代廣場第七、第八大道之間有一所住滿藝術家的大樓,每一畫室月租金才三五百元。他獨用一間,大半時間要去打工,空著也是空著,他頻頻催我過去。知青生涯留給我的後遺症(或良藥?)可能是對一切不抱奢望。所以有些我以為很難的事忽然如願以償,半是機緣,半是有人推一把。那年冬天我取到奧爾的鑰匙開啟西四十二街233號501室的房門,經年累月的松節油氣味撲面而來。撒一泡尿,點上煙,我在五十平方米的屋裡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覺得就像初上井岡山那會兒一樣年輕,這是我平生第一間自己的畫室啊!
4。 我的畫室(2)
除了蘇荷區,紐約藝術家租用畫室比較集中的地段是東、西格林威治村,以及西十四街一帶和布魯克林。地處中城曼哈頓心臟地區的時代廣場縱橫一二十條街面,既是繁華的商業區,又是百老匯歌舞劇劇場和紐約時裝公司聚集地帶。然而各種動物總能覓得棲息出沒的場所:時代廣場西端,第七、第八大道之間的四十二街,二戰前有好幾家著名百老匯劇場,夜夜笙歌。60年代嬉皮士運動後不知怎麼一來沒落了,漸漸成了“成人文化”(即色情業)店鋪集中點,也曾是毒販、流鶯兜生意的地段。向西去中國領事館,朝東進入時代廣場,都得經過這條街。白日裡看不出什麼異常(沒有“成人文化”的中國成人倒是常來此地盤桓),晚上呢,其實紐約到了晚上哪兒都難保不出事(中國畫家林琳即是在時代廣場附近被歹人打死的)。市政府對這條街頭疼多年,苦於沒錢整治——沒錢的藝術家於是鑽了這條街房產貶值、房租低廉的空子。
233號樓總管巴巴拉先生每天氣宇軒昂站在大門口,同時和好幾位熟人生客插科打諢兼招呼。全樓共有六層,兩架電梯。上下進出的人物看來真是藝術家,準確地說,還未成名發跡的藝術家——疲倦,亢奮;沮喪,驕傲;心事重重卻了無牽掛;目光冷漠但眼神熱情;懶、隨便,又顯然緊張而工作過度;氣質是單純的,精神則天然地頹廢。美式英文的招呼禮節從來簡潔,彼此擦肩而過,門一關,美國所有的樓道差不多全都空無一人。
畫畫。畫室裡很快攤得一塌糊塗。記者問培根,是否刻意從畫室的零亂無序之中畫出“有序”,培根回答:“是。”在畫室裡能這般理性嗎?收音機開著(剛佔據畫室,接上電源樂音瀰漫時,真像開了新紀元)。樂曲有序,我無序地聽。這裡不作興串門聊天,“幹活的地方”就是幹活的地方。一天,有人猛敲門,衝進兩個警察兩個便衣。三人直奔大視窗朝步話機急速講話,留一位解釋:朋友!要抓人,借個監視點,對不起。
二十分鐘後,樓下斜對過兩個青年已經被反身制服,雙手抱頭,就像電影裡那樣。
錄影帶普及後,四十二街一排成人電影院相繼倒閉。看下去,有兩座影院的突出門樓上每天聚滿鴿子,鴿糞斑斑。有人定時撒食,鴿群飛降街面,擠擠挨挨搗頭如蒜(多好。它們用不著畫室,也不需要綠卡)。天黑了。下地鐵前偶爾會彎進哪家成人商店(這詞想得真好)。我也是成人。千萬冊雜誌畫報(十八歲以上的成人照片)可以隨便翻看,翻著,忽然就想起樓上我的畫室,我當天的畫——我是誰?從何處來?我在哪裡?井岡山、拉薩、時代廣場?
居所和畫室分開真有道理。松節油氣味彷彿催眠劑哄著我進入恆定安穩的工作,工作專注到近於痴呆,快樂的痴呆,以至忘記快樂。累了,醒過來,發現自己睡著了。畫室在日光燈下的寧靜呈現一片無聲的吵鬧:這裡那裡都是被燈光平均照亮的畫或畫冊,所有畫面搶著說話。美國的生活教會我如何同自己相處,教會我如何工作(倒不見得教會如何畫畫)。每次當我買下做內框的成捆木槓揹回畫室,心裡就想:幹什麼?誰叫我畫這麼多無用的大畫?每次辦展覽,搬運貨櫃車停在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