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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英文，我指的是英文的中譯，其實有不少冤案，譬如“Artist”（中譯“藝術家”），直譯過來就是“弄藝術的人”，根本沒有“家”的意思。按照中譯，奧爾不但尚未“自成一家”，以官家或社會的功利標準，他都算不上“藝術家”；可奧爾教我這個中國“藝術家”知道什麼是“Artist”：在美國，一位“Artist”以每天的工作證明白己的身份與人格。就我所見，奧爾他從未間斷過畫畫，在持續的掙扎中，他畫出才華洋溢的區域性而不自知，他畢竟比過去畫得好多了。家庭之累、默默無聞，都不曾使奧爾放棄畫畫，他竭盡全力單獨撫養妻小，而他自己，則活在他十八歲那年所作的選擇之中。
奧爾是我的第一個美國畫友。今年他三十二歲了，腦門子上已經略微謝頂。他們一家搬到我所在的區域，邀我去坐，孩子們衝出睡房在客廳沙發跳躍尖叫，那娃活像委拉斯貴支畫的小宮娥：圖魯茲女人斯苔芬尼兩年前生下了第三個孩子，今夏並懷了第四胎——上個月我看見奧爾了，他遠遠地在街對過的人叢裡走，背影健壯，穿著他那條沾滿顏料的運動褲，邁著我看熟的步子：有點魯莽，有點無所謂——奧爾沒看見我，我也沒叫他。
1997年9月
4。 我的畫室（1）
帶天窗的畫室早已不時興了，同架上繪畫一樣，成了古董。紐約藝術家的夢是租用老式工廠倉房整層打通的大畫室（英文叫做“Loft”），面積兩百平方米上下，大得可以騎腳踏車轉。如果在蘇荷一帶，月租三五千。再花個幾萬裝修，隔成畫室、書房、臥室，然後買來中東地毯、南美盆栽、非洲的木雕、歐洲的古玩——“Loft”其實不僅是畫室，它代表後現代的生活方式，紐約上流文藝人的地位，加上每月一疊高額賬單。
那麼去租帶天窗的畫室。且慢：更貴。古董會便宜嗎？何況這古董是一個房間。60年前的前衛藝術家有福了：那時，萬惡的資本主義還沒進入消費時代，即便在二戰期間寄居紐約的曼·雷、杜尚也能在下東城以低租金（才幾十塊錢）享受帶天窗的畫室。
咱社會主義怎樣呢？瞧如今北京新蓋的古董四合院，叫價一百萬。美金。
我懷念中央美院“U”字樓帶天窗的畫室（現在上學也得交學費了吧？）。那年頭，在我結束八年插隊生活的眼光看來，天窗就是天堂，光芒從上而下照在人臉人體上，雍雍穆穆，簡直倫勃朗。
人各有記憶。開課那天，侯一民先生笑吟吟走進來。走到我的畫架子跟前，他指著老舊的地板說：“就在這兒。就在這兒他們毆打我，連著打十幾天，不讓回家。”
如今，“U”字樓成了所有美院同仁的記憶。前年造訪舊美院，每間教室上了封條，一枚封條旁還留著陳年標語：“歡迎新同學”。新同學呢，都在西八間房萬紅街二號新美院的新畫室：高大、空闊，沒有天窗，原先就是廠家的房子。我轉了一圈，想起紐約的“Loft”。
上美院以前，我在中國有過幾處臨時“畫室”（據說偷兒格外記得作案的地方）。1974年江西省美術“辦公室”在井岡山舉辦“學習班”，我有幸混在那兒畫了第一幅油畫創作。1976年在拉薩“人民廣場”的文化館畫好多藏人痛哭，出門北望即布達拉宮。1977年是在南京街巷深處兩位朋友的私房，我輾轉其間趕一幅部隊進藏的大創作。記得想看我畫畫的小哥們兒連連敲門，我不應，可陋室板扉縫隙太寬，瞞不住。
每回告別一次性“畫室”，我都默然四顧，不知下一回能在哪裡畫大畫。1980年去拉薩，我縮在妻子的七平方米的宿舍里弄畢業創作，畫紙擱在椅背上，挪到房門口就著過道的天光畫。那是藏劇團的小院子，記得有一口用槓桿打水的井，井口碗一般大。黃昏，院牆遠處的山峰被夕陽照得像燒紅的生鐵，我趁著餘暉到院子裡退遠了審視自己的畫。
“畫室”一詞譯得太雅。比較接近英文“Studio”的是“作坊”，用白話說就是“幹活的地方”——來到紐約，我在不同寓所的窗下攤開傢伙將就畫了十年，倒也沒什麼：我從小就習慣幹活不一定非得有條件齊全的“幹活的地方”。但終於我想畫大畫（青少年時畫慣大畫的舊習居然潛伏到中年），草圖出來了，“想法”接踵而來，自己的寓所是斷乎畫不了的，幹活的地方在哪兒？“Loft”，是做夢，帶天窗的畫室更是妄想。回井岡山？去拉薩？
後來是原浙江美院的鄭勝天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