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製藥業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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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公司中都擁有股份。製藥公司對醫藥學校十分慷慨。例如，在2003~2004年度的哈佛醫學院院長報告中，贊助者名單包括很多大型製藥公司。因此，按照製藥公司的想法來進行臨床實驗是大環境的必然產物。

新藥到底有多好？（3）

其結果就是，製藥公司設計的臨床實驗由研究人員執行，研究人員只是個“執行工具”——不論實驗是在學術中心還是在醫生的診所中進行的。提供贊助的公司掌握了資料和實驗的核心，它們甚至不允許研究人員掌握全部資訊。它們自己分析和解釋結果，並且決定是否要發表出去。一項最新的學術政策調查中表明：“我們發現學術機構很難保證其研究人員能夠全面地參與實驗過程的設計、不受限制地獲得實驗資料以及自由地發表他們的研究結論。”這是對研究人員獨立的公眾形象的嘲弄。學術機構和研究人員對贊助者的妥協程度不同，但是通常，它們的妥協程度已經超出了可以允許的範圍。合同研究組織及其私人醫生網路就更不用說了，它們幾乎是俯首聽命。

研究人員喪失了大部分獨立性，但他們在其他方面獲得了補償。許多人從製藥公司贊助者那裡獲得了鉅額的資金支援，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研究人員充當了製藥公司的顧問，去研究它們的產品，成為了建議委員會或發言人辦公室的受僱員工，與他們所在的學術機構一起申請專利和制定專利使用費計劃，在製藥公司贊助的研討會上推銷藥物和裝置，沉迷於昂貴的禮物和奢侈的旅行中不能自拔。許多人在製藥公司中還擁有股份。這些交易可以使他們的薪水飛速增加。例如，據《波士頓環球報》報道，布朗大學醫學院的精神病學系主任在1998年僅諮詢費就賺了50萬美元。很難相信與製藥公司的利益聯絡不會給研究人員的醫藥研究和教育帶來偏見。大型製藥公司不僅控制實驗的整個過程，而且為了給以後做好準備，它還試圖讓研究人員全心全意地為它服務。

此外，大型製藥公司還向國家衛生研究所不斷滲透。國家衛生研究所用財政資金資助全國絕大部分的基礎醫藥研究，它本應完全根據藥物的科學價值來批准藥物上市與否，並且獨立自主地進行研究，挑選製藥業的合作者也應該只考慮公眾利益，而不考慮商業利益。但是2003年《洛杉磯時報》上一項由大衛·威爾曼（David　Willman）進行的調查表明，現在的情況並非如此。威爾曼發現，國家衛生研究所的高階科學家（可以說這些人是政府機構中工資最高的員工）一般都會從與研究所有交易的製藥公司那裡獲得報酬或是股票期權。此類聯絡一度是被禁止的，但是1995年，時任研究所主任的哈羅德·沃爾姆斯（Harold　Varmus）大筆一揮，放鬆了限制。此後，國家衛生研究所不再限制它的科學家耗費時間從事外部研究並收取費用。

根據威爾曼的報告，與製藥業界有財務聯絡的高階科學家包括：美國關節炎肌肉骨骼面板疾病全國協會會長，國家衛生研究所臨床中心（主要的臨床實驗基地）主任，國立糖尿病、消化系統和腎臟疾病研究所（NIDDK）下屬的糖尿病、內分泌和代謝疾病分所的前所長、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所的前所長。一些國家衛生研究所的科學家賺取了鉅額的諮詢費。例如，免疫學實驗室的代理主任，2003年的工資是17�9萬美元，而他在11年內賺取的諮詢費達140萬美元，並獲得了價值86�5萬美元的股票期權。

很難確定這種經濟關係對國家衛生研究所在藥物批准、研究優先權以及對研究結果的解釋上會有多大程度的影響，但是這個問題值得考慮。據說，國家衛生研究所的科學家們從事外部活動必須經過監管者的批准，而且科學家不應當參與影響外部客戶的決策，但是威爾曼（Willman）的報告表明這僅有的規定也沒有得到執行。此外，國家衛生研究所沒有要求它的高階科學家們向公眾披露他們的額外收入（慣用的伎倆就是將報酬很高的科學家與工資較低的科學家混在一起）。其結果就是，2003年，該機構2259名高階科學家中超過94％的人沒有披露他們的諮詢收入。

與威爾曼的文章同時刊出的《洛杉磯時報》社論非常正確地指出：“製藥業在華盛頓無處不在。它出現在書寫醫療保險的處方藥名單中；它的遊說者比議會的議員還要多；它慷慨地向醫生送禮物、為他們提供免費旅行，目的是阻止他們直接對比兩種藥物的效果、而是用安慰劑來進行對比實驗。”該社論總結道：“威爾曼的故事聽起來十分驚人，但這只是整個故事的冰山一角。議會能夠幫助這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