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製藥業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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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研究，將默克公司的Prinivil與利尿劑進行比較，結果顯示Prinivil似乎療效更好。但是，ALLHAT實驗充當了叫醒服務的角色。可能大型製藥公司宣稱的“奇蹟”根本就不是什麼“奇蹟”。可能很多新藥還不如舊藥。除非我們直接將新藥與舊藥進行比較，否則無法知道真相。

研究機構

醫生如何決定給他的病人開什麼藥呢？很不幸，許多醫生是根據製藥公司的營銷重點來開藥的。但是，大部分、或者至少有一部分醫生依據的是據說毫無偏見的研究報告。他們閱讀醫學雜誌來了解新的研究；他們使用教科書來了解專家透過整個研究得出的結論；他們去參加會議、接受醫藥教育來從這些專家（所謂“思想領袖”）那裡得到第一手資料。後面兩種途徑其實是第一種的衍生。教科書和思想領袖的思想並不比他們以之為基礎的證據高明多少。這些證據來自醫學雜誌的研究報告。因此，保證這些報告的公正、無偏見就是十分重要的。它們的確公正、無偏見嗎？

越來越多的答案是“並非如此”。我曾經說過，大多數藥物的臨床研究都是由生產它們的製藥公司贊助的。如果僅此而已，並不一定導致研究結果帶有偏見。但是，現在製藥公司對如何進行實驗和如何報告結果有很強的控制力。這樣情況就不同了。20世紀80年代以前，研究人員一般獨立於贊助他們的製藥公司之外。製藥公司一般將資金提供給學術醫藥中心，然後靜待研究人員的研究結果。它們希望自己的產品有不錯的實驗結果，但是不能肯定是否果真如此，當然也不會告訴研究人員應當如何進行實驗。然而，現在的情況是，公司參與到研究的每一個細節中去——從研究的設計到資料的分析再到是否將研究結論發表，這種廣泛參與大大增加了研究結論的偏向性。控制臨床實驗的不再是研究人員，而是贊助者。

為什麼會有這種變化？自1980年以來，該行業的財富和影響力都與日俱增。當製藥業變得越來越富有、權力越來越大、更加以利潤為導向的時候，製藥公司再也不願意坐等研究人員的結果了。首先，實驗時間擠佔了藥物的專利時間；其次，坐等的結果是不可預知的，研究結論可能對它們不利。因此，製藥公司不再依賴學術中心進行測試，轉而尋求那些新興的營利性研究機構——我在第二章中提到過的合同研究組織。你可能還記得，這些公司在製藥公司的示意下，與私人醫生簽訂合約來蒐集實驗需要的患者資料。這些醫生並不是經過訓練的研究人員，因此他們只是按照被告知的要求來做——否則就可能失去與合同機構合作的賺錢機會；而合同研究組織只對大型製藥公司負責。這也就意味著製藥公司對實驗幾乎有了全部的控制權。

學術醫藥中心對失去製藥公司的合同很不開心——儘管這在它們的研究收入中所佔比例不大。1990年，製藥業贊助的實驗中，大約有80％是在學術機構進行的，但是在十年之內，這個比例下降到了不到40％。隨著病人醫療補助付款的減少以及財政對醫療教育支出的縮減，許多醫學院和教學醫院都出現了財政困難。這樣，原來的一小部分收入也顯得很重要。因此，它們開始配合製藥公司這個贊助者，與合同研究組織展開競爭。當製藥公司堅持臨床實驗必須如何進行的時候，它們幾乎總能如願以償。

此外，整個學術界的氛圍都發生了變化。隨著1980年《貝赫—多爾法案》的頒佈，傳統的學術界和實業界的界限已經越來越模糊。學術醫藥中心認為它們自己是製藥業的“合夥人”。請看哈佛大學的一些學術—行業協議。哈佛的一所醫院，達娜—法伯（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與諾華公司簽訂了合約，為諾華提供新發現的癌症藥物。日本的化妝品製造商資生堂與哈佛的馬薩諸塞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簽訂合約，十年內支付給醫院1億8千萬美元，以便優先獲得其面板科醫生的研究發現。默克公司在哈佛醫學院旁邊修建了一所高達12層的研究機構。雙方都希望達成多方面的緊密合作關係，儘管現在具體的合同條款還沒有公開。美國醫療聯盟（Partners　HealthCare）包括哈佛醫學院的兩所教學醫院，它邀請研究人員申請加入與千年製藥公司（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的“合作研究人員交換計劃”。該計劃保證，一旦加入了醫療聯盟，“感興趣的研究人員將會被吸收到千年製藥公司的專案組中。”哈佛並不是什麼特例。最近的一項調查表明，三分之二的學術醫藥中心在贊助其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