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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到了一項防止生物恐怖活動法案中，獲得議會的一致透過，使使用者費用增至每申請一種新藥支付57�6萬美元。這樣使用者費用加起來就是一年2億6千萬美元。其中的一小部分被用於一些有限的安全監管，絕大部分被用於加速藥物的批准。由於該項法案的透過，FDA又新增了一千多名員工來處理新的藥物申請，而且2002年還要新招500人。這樣，有製藥業付費的員工就佔據了FDA參與藥物批准的員工總數的一半。然而現實是批准的過程越快，危險藥物上市的可能性就越大。在《處方藥使用者收費法》透過後的十幾年，已經有13種處方藥不得不從市場上撤銷——這是以數百人的生命為代價的。
我在第二章中提到過，FDA曾經在批准藥物的時候被認為是過於緩慢和複雜。那些日子已經一去不回了。它現在批准藥物的速度要比歐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同類機構快得多。但是正是由於這種匆忙的批准，使得它對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放鬆了要求。儘管對於那些確實創新的藥物有時可以走捷徑，但是現在捷徑走得過於頻繁了吧。而且，批准藥物上市很快，但是一旦藥物被證明是危險的，將它們從市場上撤銷的動作卻很慢。例如，Warner…Lambert公司的糖尿病藥物Rezulin，1997年在英國市場上被撤下來，因為它導致肝功能衰竭，但是它在美國卻是兩年半之後才從市場上撤銷，那時它已經導致了至少63人死亡。
部分原因可能是由於使用者費用在FDA內部產生了一種不平衡的關係。既然大部分資金都用在加速批准上，因此這個部門增長很快，而其他部門的人員和資源都萎縮了。由於藥物進入市場的速度加快，這使得FDA越來越難以履行它在其他方面的職能了——包括對藥物安全性的監管、保證生產標準和規範市場等。該機構還有直接的利益動機去滿足製藥業的要求，這正是議會希望的事情。如果FDA惹製藥業不高興了，使用者費用可能就沒有了，這樣該機構的許多員工就會失業。由於有從高層政治人物那裡來的有利於製藥業的壓力，以及一向討厭行業監管的政府做後盾，《處方藥使用者收費法》毫無疑問地限制了FDA的獨立性並影響了它的決策。
此外，FDA的18個藥物批准建議委員會也受到了製藥業壓力的影響。這些委員會包括在各個特殊領域裡的專家，他們的報酬是根據他們審查的新藥申請和給FDA關於批准新藥的意見來確定的。FDA對他們幾乎總是言聽計從。許多委員與有關公司都有財務聯絡。儘管利益衝突的原則禁止這些關聯委員參與某種藥物的批准，該機構總是會重視某人的意見而放棄遵守規定。《今日美國報》檢查了FDA2000年的聽證會記錄，發現“92％的會議中至少有一名委員存在利益衝突的問題”，並且“55％的會議中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委員存在利益衝突問題。”
製藥公司強大的影響力（5）
據說FDA的委員們能從製藥公司獲得鉅額的諮詢費。他們當然有強烈的動機這樣做。他們可能都不需要說：“如果你想讓你的藥物獲得批准，就得給我錢。”根據《華盛頓時報》記者奧格斯特·格雷賓（August Gribbin）的報道：“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製藥公司管理人員說，這些建議委員會的成員獲得諮詢工作的方法簡直就是‘敲詐’，因為如果公司拒絕滿足他們的要求的話，就可能使已經花費了上千萬美元開發的藥物毀於一旦。”政府改革委員會的主席眾議院議員丹·伯頓［Dan Burton（R…Ind。）］認為這些委員會中充斥著與製藥公司“有密切工作關係的人。”
精心挑選FDA的委員——選對人
布什政府與製藥業之間如此緊密的聯絡，可能與2002年阿拉斯泰爾·伍德（Alastair Wood）任FDA委員的提名在最後時刻被撤銷之事有關。伍德博士是位於納什維爾的範德比爾特大學臨床藥理學的一位廣受人們尊重的教授（也是我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一位前同事），據說他受到參議員比爾·福斯特及衛生與公共事務部秘書湯米·湯普森的極力推薦。但是，他還是一位主張對FDA加強監管的改革的支持者，而且顯然是製藥業高管和其他的藥物“自由市場”擁護者（包括《華爾街雜誌》的編輯）比較討厭的人物。根據《波士頓環球報》的報道，故事的結局是由於背後來自白宮的壓力，才使得事情出現戲劇性的轉變。用參議員福斯特的話說，“很多人擔心他（伍德）會過於強調（藥物的）安全性。”想象一下吧，雷蒙德·胡斯理（Raymond Woosley）博士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