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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詩作中都有著發人深思的哲理性。卡達萊的詩歌，基本上都是現實主義的完美之作，同時，他又是受俄羅斯大詩人葉賽寧和馬雅可夫斯基影響至深的詩人。從他們的作品中卡達萊學習了未來派和象徵派的表現手法，運用了阿爾巴尼亞詩人少用的詩歌語彙，增強了表現力和新鮮感。比如“時間的牙齒咬住阿爾巴尼亞的腋下”、“歌兒像從槍口裡吐出的紅玫瑰一樣”、“白色的鐘擺敲響敵人的喪鐘”（把屍體比做鐘擺）、“一片帶血的羽毛伴隨著11月的樹葉落到地上”（用帶血的羽毛象徵烈士）、“房屋像暴風雨中的雄鷹直上雲天”（用共產黨的誕生地——一所小房子象徵黨）等。這些形象的捕捉和運用，顯然受到了象徵派詩歌的影響，這一傾向更明顯地表現在後來的兩部詩集《太陽之歌》（1968）、《時代》（1972）中。
猶如許多才華橫溢的詩人同時又是著名的小說家一樣，卡達萊也是創作小說的強手。而且越到後來越明顯：小說創作才能更加顯示他的文學天賦和成就。
還是創作使自己名聲大振的長詩《群山為何而沉思默想》的時候，卡達萊便開始了長篇小說《亡軍的將領》的創作（1963年初版，截止到1966年又修改過兩次）。這是卡達萊長篇小說創作的處女作，也是他全部長篇中最成功的作品。它在歐洲特別是在法國產生了使阿爾巴尼亞人感到驕傲與自豪的影響。我們知道，義大利法西斯1939年4月侵佔阿爾巴尼亞時，卡達萊年僅3歲，他既沒有彼特洛？馬爾科參加西班牙戰爭的經歷，也沒有像賽弗切特？穆薩拉依、法特米爾？加塔那樣親赴民族解放戰爭的戰場，在槍林彈雨中目睹人民的豐功偉績。這就是說，卡達萊不可能採取以往作家的寫法來寫民族解放戰爭。他要像畫家、攝影家選取合適的角度那樣，精心選取自己的角度。他抓住了一名義大利將軍赴阿爾巴尼亞搜尋義大利陣亡官兵遺骨這條主要情節線，將他所熟悉的甚至自幼就聽到的種種故事，巧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