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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所謂典禮上，就只有一個披頭散髮的男人，拿著個破吉他，破口琴，沒音沒調，既不說話也不是唱歌在臺上大聲哼唧了十分鐘，臺下的美國孩子跟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似的那麼激動，後來才知道這人叫鮑勃·迪倫，他女兒是我同班同學。
在學校裡的頭三個月一晃就過去了，我們四個孩子的英文一點長進都沒有，每天早上“林肯”把我們送到學校，老師開始講課，我們就開始打呼嚕，小紅房子學校屬於那種進步學校，很隨便，學生上課可以爬在地上，把腳放在桌子上，還可以吃糖，所以睡覺根本算不了什麼。何況老師知道我們聽不懂，怪可憐的，睡就睡吧。
可是代表團的領導們不幹了，每個學期中國政府為我們交二千多美金的學費，真是學不好，大概有不少大人的烏紗帽要搬家。那時候主管我們的是張希生，唐聞生的母親，老太太年已花甲，但非常靈，她想出個鬼點子，讓四個孩子全住到美國人家裡去。我是第一個被送出去的。我住的那家叫加恩，父親是美國一家醫藥公司的職員，母親是自由職業者，專給雜誌和圖書畫插畫。家中有三個孩子，呂貝卡、維多利亞和克里斯托弗。兩個大的是女孩，最小的是個男孩才五歲。大女兒呂貝卡是我的同班同學。選家庭時，代表團也使用了“文革”手段，查三代。這家被選中是因為加恩先生的父親老早老早當過美國共產黨，在美國查三代不能要求太高，沾點“紅”就可以了。
潛移默化的轉變
我住進美國人家的第一個感覺是美國人真他媽不把外賓當回事兒！試想這要是在中國，70年代誰家住進來個黃毛丫頭，那還了得，事事都有特殊待遇，就是今天，外國人在中國也是被另眼看待的。我進了美國佬的家門，剛剛安頓下來，頭一件事就是學著幹家務。這家人喜歡動物，養了一條狗，兩隻貓，一隻鴿子。我在那兒住了三年，每年動物人口都有遞增，一直到三條狗、兩隻貓、一窩子老鼠、一條蛇和一隻二尺多長的南美蠍子。孩子們負責管理這些動物的日常生活，遛狗，一日三次，上學前一次，放學後一次，睡覺前一次。換貓糞箱，每日一次。換鴿子籠子，每週一次。還有其他與動物無關的家務：洗碗、倒垃圾、做中午吃的三明治。我本著學雷鋒的精神，積極搶幹比較髒、累的活兒，比如上學前遛狗和換貓糞箱。呂貝卡和她妹妹拍手叫好，說沒想到家裡來了個大傻瓜，專幹沒人願意幹的活。過了很久，當我早就把雷鋒是誰都忘得一乾二淨的時候，呂貝卡告訴我，剛開始她們覺得我傻，挺好欺負，後來看見我“不怕髒、不怕臭”換貓糞箱時那種先進工作者的嘴臉，他們覺得我不正常，有病，而且我的作為都有點假惺惺的感覺，後來我不幹了，天天跟她們下棋，誰輸了誰幹髒活，她們反倒覺得我正常了。
我正常了的第二個跡象是開始表達自己。這是美國人給我上的第二課，加恩一家住在離學校不遠的華盛頓廣場村。公寓面積不小，但是隻有兩個臥室，所以我們四個孩子都擠在大臥房裡。呂貝卡是老大，所以有自己的床，維多利亞和克里斯托弗睡上、下鋪，我有一個摺疊床，每天晚上拉出來睡覺，每天早上再放回大女兒的床下面，睡覺的地方有了，但是東西沒法兒放，所有的櫃子都塞滿了，基本上一開櫃門就跟雪崩一樣：衣服、玩具、書劈頭蓋臉地倒出來。
怎麼辦？加恩家不是有錢人，又不好意思跟中國代表團要錢，所以就為我買了一個簡易、用硬紙殼做的小櫃子，是深藍色的，我最喜歡的顏色，有六個小抽屜，還配了一個小藍檯燈。櫃子搭起來之後我心裡非常高興，但是想到使館曾教育過我們，收外國人禮物的時候要不卑不亢，千萬不得過分感激，好像中國什麼都沒有，有失我大中華的威嚴。因此，當加恩先生將他辛苦了一早上的小藍櫃子放在我面前時，我以一箇中國部長視察工作的方式看了一眼，說了一句“不錯”之類的不陰不陽的話，然後接著看書。據說這一舉動把加恩全家的鼻子都氣歪了，他們揹著我開了個全家會議，差點兒把我送回代表團去，後來還是加恩先生心軟，說算了，送回去還不知道代表團裡怎麼整這個不爭氣的小丫頭。他後來告訴我，他看了好多講蘇聯斯大林時期的書，特別是Solghenitsin的《Ivan
Densovitch生活中的一天》他怕我因為做錯了事情，被送到中國的西伯利亞去。至於我什麼時候開始坦率地表達自己，我實在說不清楚。人的意識的轉變永遠是悄悄地，潛移默化地。直至後來我回國以後，我的團委書記說我說話不走大腦，我才意識到我真的變了。
在美國我還學到兩樣東西，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