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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進心，這上進心是有強有力的責任心，就是說你不能對自己不負責任。而我爸呢，是截然不同的一個人，他只要活得好就得了。”
洪晃曾經給《三聯生活週刊》的《生活圓桌》寫過一篇文章，在談到她父親對她的影響時戲謔說：“我的壞毛病都是從我爸那兒來的。我爸聰明不用功，我也是；我爸好吃好抽菸，不注意身體，我也那樣；我爸結過三次婚，我也整整三次。還在比他小得多的情況下，把三次都結完了。我爸是北大教經濟的，他能在課堂上把經濟講得生龍活虎，就是學術文章不好好寫，所以人家當頭版頭條的經濟學家了，他卻退休了。”洪晃說他父親是“一個天生的樂天派”。“特好吃”，她回憶，“文革時候一件特別樂的事就是，我爸從幹校回來，曬得劇黑，骨瘦如柴。他滿街找賣螃蟹的，後來找到一個專供外交人員的供應站，門口有解放軍站崗。他那時還是黑幫，就全然不顧地混進去買螃蟹，因為他實在曬得太黑人家以為他是非洲或是印度人，然後就跟他說英文，他也就跟人講英文，在特別不可想像的情況下提了兩大串大閘蟹就回家了。然後就特高興，雖然他第二天要回幹校，但他那天就樂呵呵的。”洪晃記得小時候她爸爸從來不帶他去大公園，不去那些擠、鬧的地方，比如去圓明園廢墟，在那兒撿石頭、刻磚，一呆就是半天。“而我媽呢，就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情調，她自己裁衣服、做衣服、繡花。你不可想像，問我媽買多寬尺面的布料，要什麼樣的袖子、什麼樣的領子，她就能給你做出來。她被隔離審查時一幫女的看著她，她把這幫女的糊弄得特好，就是把她們都教會了做衣服。我媽也喜歡吃，但她更得意於自己做一手好菜。她的‘賽螃蟹’，我在上海所有飯店吃過的都沒我媽做得好。”
洪晃說她父親留給她的是一種自然、追求自由、無拘無束、什麼也不顧的生活態度。而出於平衡，覺得自己過舒服了，她媽媽的影響就會出來，又會覺得做人不能這麼舒服，不能對自己、對人家都不負責任，這是要遭人指脊樑骨罵的。所以，她的放鬆與她的沉重責任感經常反反覆覆地形成對立，當然，從本質上說，灑脫的力量可能遠不敵責任的力量。
被派做小留學生
我十二歲那年，北京外語附校的期中考試提前了，考得好的學生被拉到離學校挺遠的醫院去體檢。大概過了兩個月，學校才宣佈有十幾個被外交部選中做小留學生，將被派到國外去學外語。我真的不記得我當時是不是特別興奮來著，但是我想即使是高興得要跳樓，在當時情況下也要壓著點情緒。這跟舊社會女孩子出嫁差不多，越喜歡這男人越要哭得傷心，真流露出願意嫁出去，說不定這門親事就黃了。人定下來之後，外交部好像給我們開過一個學習班，講了什麼我真一點兒也想不起來了，只記得當時告訴我們出國的目的是為了傳播毛澤東思想，支援世界革命。這使我們二十八個孩子立刻感到我們像二戰時空投到敵區的先遣部隊，任務非常艱鉅，但絕對光榮。臨走之前，外交部發給每人700塊人民幣服裝費，在1973年，這簡直是一筆財富。我們一起來到只給高幹做衣服的紅都服裝店。二十八個孩子挑的都是一模一樣的料子，全是藍的、灰的、黑的，每人做了一模一樣的衣服。我們協商要穿一樣的衣服，為的是將來我們分手到了美洲、歐洲資本主義大本營，也會想到在另外一個遙遠的戰壕裡，有一個小戰友，穿著一樣的衣服，代表中國兒童正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而奮鬥，心裡一定非常溫暖。
就這麼著，我和三個去美國的小朋友在上海登上了法航，路過巴黎去紐約。法航的空姐微笑地歡迎我們，我們剋制住強烈的好奇和興奮，板著一副嚴肅的面孔迎接新的生活。
在巴黎我們住在大使館，所以什麼都沒看著，到了紐約我們被接到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三天沒出門，講外事紀律。第四天學校開學了，我們早早地起來，穿好筆挺的制服，喝了一大碗豆漿，坐著代表團的一輛黑色林肯去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小紅房子學校就讀。
一進學校我們就呆了，這美國人怎麼這樣！所有學生都穿破破爛爛的藍色勞動布褲子（後來才知道這叫牛仔褲），在膝蓋那兒還有兩個大窟窿，上身就是一件小襯衫，都印著英文字（後來才知道這叫T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師比學生還糟糕，一點沒有中國老師的尊嚴，老跟學生嘻嘻哈哈，成何體統！開學典禮在一個大禮堂裡，所有學生都席地而坐，一點組織紀律性都沒有，說話、打鬧、嘴裡還老嚼著跟橡皮差不多的東西（後來才知道這叫泡泡糖）。
最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