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京都當藝伎:一個美國女學者的花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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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必須提升自己的獨特文明。”｛40｝於是，1935年急促慫恿藝伎進行現代化改革的呼聲，在兩年之後悄然沉寂。由於藝伎是“日本獨特文明”的顯要代表，變幻無常的公眾喜好此時又一次將藝伎送上了浪尖。

德田秋聲在1941年創作的小說《世界的縮圖》中，對藝伎所經歷的變化進行了精彩的描述：

掩蔽在小街之中的花柳界，有時候似乎會被新時代的潮流所沖走。一戰後席捲全國的歐美時尚和波浪捲髮，幾乎淹沒了藝伎的精緻禮儀與傳統髮式。在正午陽光下，一位從銀座路過的藝伎，常常讓人們覺得有些可笑，認為她們的存在是時代的錯位。

可是，明治時期的藝伎擁有當權者和商界大亨的青睞，藝伎文化牢牢地根植入日本傳統；藝伎和富士山、櫻花、歌舞伎一樣，都受到人們的讚美，即使是外國人也將之視為日本文化的精粹。

最近，隨著對真正日本品位的再重視，藝伎又重新獲得了以前的繁榮局面。這一方面要歸功於政府對戰時經濟的特殊控制，另一方面也要感謝偏愛茶屋的上流人士頻繁進行的社會交際活動。即使重新容光煥發的藝伎只是一種暫時現象，但這至少清晰地表明藝伎文化與社會結構及民族命運都有著無法解開的聯絡。｛41｝

在戰爭期間，藝伎依然可以款待客人。不過，到了1944年，除了東京的九千名藝伎可以繼續工作之外，其他地區的茶屋、藝伎館、酒吧都被下令關閉了。此時的藝伎受到工廠招工的號召，不過據岸井良衛看，許多藝伎都只是在旦那的公司職員名單上虛掛了個名字而已。｛42｝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東京灣的密蘇里號戰艦上，日本簽署了戰敗投降書。10月25日，所有的酒吧、茶屋、藝伎館獲准重新營業。

退回原位

戰後的藝伎放棄了對新潮前衛的追逐。關於藝伎文化是否應該包含現代性、西洋藝術是否應該成為藝伎技藝一部分的問題，這個時候已經有了答案，那就是“否”。在封建日本時期形成的藝伎形象，將一直完好地儲存下去。1975年盛裝打扮的藝伎，看起來和1875年的藝伎幾乎完全一樣——這就是藝伎在深思熟慮後做出的改變，藝伎不再是時尚的引領人，而是傳統的守護人。

在京都有一家特色酒吧，裝潢是典型的1920年代的風格，酒吧裡的留聲機永遠播放著那個年代獨有的音樂。招待客人的女人都穿著和服，外面繫著棉質圍裙，完全重現了1920年代女給的形象。但是人們不會認為這家酒吧是對傳統的一種保留。女給的真正後裔是吧女，她們的數量至少二十倍於藝伎；她們接過了女給手中“現代與時尚”的標語，而這正是藝伎在1930年代選擇了放棄的東西。如果藝伎當初堅持繼續做時代先鋒的話，那麼今天的她們將與吧女沒有區別。或許，也會有一家酒吧裝潢成一棟古老的茶屋，提供一些藝伎打扮的女服務員吧。

五十年以來，藝伎都被用來作為日本傳統的象徵，而藝伎也終於意識到，日本傳統是她們的希望所在；她們不僅希望生存下來，還希望活得很成功，所以她們必須紮根於傳統。對傳統特色文化的儲存是藝伎為社會做出的貢獻，而且也是藝伎不容易受到其他藝術和娛樂形式威脅的原因。“只要日本還有榻榻米，就一定會有藝伎的一席之地，”一位《藝伎讀本》的投稿者這樣寫道。

五月初的一個晚上，先鬥町狹窄的長街掛起了紅色的燈籠，燈籠上繪著先鬥町的千鳥標誌，這意味著歌舞盛典又要開始了。藝伎和舞伎們在各棟屋子之間穿梭來去，趕赴不同的宴會，完全不在意街上目不轉睛的遊人正用攝像機進行拍攝。茶屋裡面的客人大多是闊綽的商界人士，一般都是公款消費。不過也有一些人是自己掏錢，這些人到花街來並不是為了招待客戶，僅僅只是為了享受茶屋的氛圍。

觀光客是不會踏入茶屋的，能夠在街上看到盛裝的舞伎，他們已經覺得非常滿足了。傳統文化在這個狹小的地區依然鮮活地儲存著，這一點讓他們感覺安心而滿意。那些既富裕又有教養的客人，坐在茶屋裡一邊享受著藝伎的服務，一邊俯瞰鴨川河的美景；他們其實也可以選擇去一家奢華的現代酒吧，但是事實上，這個選擇並不存在，因為，他們可以在享受了日式風格的情調之後，再帶著藝伎一起去現代酒吧狂歡。

萬事從頭

新年萬事從頭的觀念，幾乎成為了日本人的虔誠信仰。雖然新年的感覺集中表現在1月1日，但新年的慶祝活動卻會持續一段時間。人們在一月初的假期中，會登門拜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