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京都當藝伎:一個美國女學者的花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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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鬥町，只有少數男人，如假髮設計師、和服穿戴師或者管理處的會計師才有機會瞥見藝伎的職業化生活，而且這種瞭解藝伎日常生活的機會也是不常有的。

日本男人普遍習慣於讓女人等待他們，雖然這並不是日本兩性關係的唯一模式，但日本男人確實不把女人的等待當回事。在男權文化下的日本，男人們總是傾向於要求女性的順從（至少在表面形式上必須順從），而且許多因素都促成了一個觀念——男人是權威的中心。由於這樣一個邏輯，使得生活在藝伎花街的男人在自我認同方面頗為狼狽，因為藝伎們經過多重磨鍊所習得的精緻高雅的服務，對他們來說根本就沒有意義。

縱容男人們的自私和自負，是藝伎必須修煉的重要技能之一，但是這種技能並不會延伸到藝伎家庭當中。作為藝伎家庭中的男人，他的媽媽、姐姐、女兒或者妻子才是這個花柳界的主導者，她們承擔著實際的工作，並且贏得了社會認同與權力威望。｛8｝如果說成為一個藝伎的孩子（尤其是私生子）是一種恥辱的話，這種恥辱感在男孩子身上會遠遠比女孩子來得更加尖銳和敏感。在我所熟悉的所有事例中，男孩幾乎都是透過任性和放蕩來發洩自己的不滿，而女孩則比較容易適應花街的環境。於是女孩子逐漸變得能幹而自立，男孩子卻只會帶來無止盡的麻煩。也許藝伎花街是日本社會唯一一個更希望生女兒而不是兒子的地方。

初雪茶屋的老闆娘對自己慵懶的兒子十分溺愛，她最大的心願就是找一個伶俐能幹的兒媳婦，以便在她退休的時候有人接手管理這家茶屋。比如，花街上某個願意成為女店主的藝伎就是非常理想的人選。如果老闆娘的兒媳婦不是那種善於經營的人，那她的兒子很可能會失去茶屋這份產業。作為一個男人，哪怕他願意親自管理茶屋，他也不能這麼做。而在我看來，老闆娘對她的兒子是抱有奢望了，她還不如寄希望於茶屋的幾個女兒，即使是淘氣的一梅也比那個懶散的兒子強多了。

一梅頗受客人們的喜愛，因為她具有一種清純天真的氣質。她自然的笑容和有趣的故事總是能夠打破宴會初始時尷尬的冷場局面。由於一梅看起來像孩子一般輕信，所以客人們總是喜歡一再地逗引她，直到最後一梅猛然發現自己被大家所戲弄。於是滿屋子的客人鬨堂大笑，只有一梅孩子氣地撅起了小嘴。如果某件事情一梅認為是不對的，那麼不管媽媽桑和師姐們怎麼勸說，她也決不會聽從。她不是一個精於算計的人，因此很多人說她不夠聰明。

在我離開日本的幾個月後，媽媽桑在電話裡說，一梅自從收了綠子做師妹後，變得穩重多了，這都是因為要給師妹做表率的責任心。媽媽桑還暗示一梅終於和某個客人有了親密接觸。我不禁想起以前某位年長的藝伎曾經說，一梅有時候的瘋癲、糊塗和敏感不安都要歸咎於她的處女身份，如果她有正常渠道發洩自己的性衝動，那這些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一梅和綠子都因為這樣的評論而臉紅，但這位藝伎只是道出了事情的本質而已。時間漸漸流逝，如今的一梅終於開始綻放成熟女人的魅力。

大部分藝伎都有自己專攻的某一項技藝，一梅專攻的方向是日本古典舞。在先鬥町的春季歌舞慶典上，她將獨立表演著名的能樂《道成寺》。媽媽桑給我寄來了彩排時的照片，照片中的一梅拿著寬邊的金黃色帽子，那是《道成寺》中標誌性的道具。這是一梅成年後第一次以舞者的形象在歌舞慶典上露面，所以媽媽桑們和師姐們都格外關注她。大家對一梅的評價都很高，我的師姐一梅註定要成為先鬥町的花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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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者

先鬥町每隔半年都會舉辦一次為期三週的慶典活動，分別是在櫻花粉紅的五月和楓葉火紅的十月。這一傳統從1872年流傳至今，只在二戰期間間斷過一次。慶典中的先鬥町人聲鼎沸，空氣中瀰漫著狂歡的氣息。藝伎們在歌舞練場裡表演鴨川踴和浪花踴，幾乎所有的女人都投入到舞蹈表演中。擅長唱歌和三味線演奏的藝伎承擔伴奏的工作，年輕的舞伎會表演一些簡單的舞蹈，而更復雜的舞劇角色則由富有經驗的藝伎擔當。不過，因為舞伎獨特而奢華的服飾格外搶眼，所以宣傳海報上的主角反而是那些舞伎們。

作為藝伎出身的媽媽桑們毫無疑問是最尖銳的批評家。她們每天聚集在歌舞練場裡教導女兒們，就連平時總是深居簡出的退休媽媽桑都被吸引前來。彩排的時候，媽媽桑們在前排座位和後臺之間來回穿梭，不到最後一刻決不捨得回到茶屋打理生意。後臺也是孩子們的一片天地，她們好奇地看著媽媽們在一排排的化妝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