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京都當藝伎:一個美國女學者的花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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伎生活充滿了熱情和嚮往。先鬥町茶屋的老闆娘們常常跟我談起綠子，她們都為綠子感到驕傲，對她以後成為一名優秀藝伎滿懷期望。

最近這些年，舞伎數目的急劇減少實在令人擔憂。在我去日本的幾年之前，先鬥町甚至連一個舞伎都沒有了。不過在1975年我到那兒的時候，先鬥町有四個舞伎。綠子——這個藝名叫一富的女孩子，成為了第五個舞伎。現在的京都藝伎圈，一個女人在成為正式藝伎前甚至都不需要先做舞伎，但是那些按照傳統規則進入藝伎行業的人，在成為正式藝伎時會贏得更高的聲望。

綠子的親生母親以前也是一個藝伎，她是在先鬥町附近的宮川町做藝伎，那兒也是京都六大正規藝伎花街之一。為什麼綠子不在宮川町當藝伎呢？這個問題讓我非常疑惑。這樣的問題我是不方便直接詢問綠子的，但我的媽媽桑，這位從前的藝伎，如今卻經營著雅緻的旅店並且成為先鬥町花街頂樑柱的女人，或許會在某次跟我共進下午茶，或者在她的三葉屋旅店裡吃夜宵的時候，給我某些啟發。

“菊子，你是做藝伎研究的，”媽媽桑叫著我日常使用的日本名字侃侃而談：“你必須瞭解宮川町的特點。在宮川町流行一個詞語‘雙證藝伎’，這也正暗示了那邊某些藝伎的作為。你可以叫她們藝伎，但是她們在為客人表演歌舞之外還會幹點別的。”｛7｝

“那麼這就是綠子不願意在宮川町做藝伎的原因嗎？”

“準確的說，這應該是綠子母親的想法，”媽媽桑回答道：“而且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明智的決定。當我還是小姑娘的時候，只有在先鬥町出生的女孩子才能在這裡做藝伎，但是現在幾乎沒有人再堅持這個原則了。畢竟這裡是京都，客人們都喜歡年輕的舞伎參加他們的宴會。當年輕的舞伎為你斟酒時，你會分外明顯地感覺身處京都。可是現在舞伎的數量根本就供不應求。所以，如果綠子想在京都工作的話，能在先鬥町入門又何必待在宮川町呢？在這裡她能夠受到更好的訓練，也能夠遇到更有檔次的客人。”

於是，綠子在高中的最後一年離開了宮川町的家，搬到先鬥町一所名叫初雪的茶屋。十六歲年紀的她，成為了同住的兩個姐姐的寵兒。一梅在年齡上與她比較接近，而另一個名叫一尋的姐姐，資歷比她們倆深了二十年。

初雪茶屋的老闆娘五十五歲了，曾經也是一名藝伎，按照慣例綠子稱她做媽媽。像先鬥町大部分媽媽桑一樣，對於一名藝伎所必須具備的知識——禮儀、談吐、舉止、舞蹈、音樂等等，她全部精通，而且是直接從自身經驗中習得的。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她因為遇到了一個旦那（藝伎名分上的相公）而退出了藝伎圈，做了這個人的情婦，過起了相對比較安逸的生活。但是跟大多數情況一樣，這個旦那年紀比她大很多，當這個男人去世以後，留給她的只有一個兒子和一筆勉強能夠在先鬥町購置一家小茶屋的錢。這家茶屋就是她從前工作過的茶屋，而且藝伎圈裡的各種規矩她依然清楚地記得。於是，她就在這裡開始了人生的第二個篇章。她努力經營著“初雪”，漸漸培養起穩定的客源，最終也實現了招入藝伎進行培訓。我非常喜歡拜訪這家茶屋，因為這家的女人們總是精力充沛地招待著熙熙攘攘的客人，總是那麼熱情好客。老闆娘唯一的親生兒子卻很少出現在店裡，我曾經和他打過一個照面，但不等我問他問題他就徑直走上樓梯了。

兒子與情人

在藝伎花街，晚上也許是男人的世界，白天卻是女人的天下。初雪茶屋老闆娘的兒子是為數不多的住在藝伎花街的男人之一，他總是儘可能的和自己的朋友們待在一起，遠離白天的先鬥町那令人窒息的女性氛圍。

從傍晚六點一直到凌晨都是先鬥町的營業時間，先鬥町狹長的街道兩旁閃爍著酒吧的紅色霓虹燈，其間還散佈著茶屋那素淨的純色招牌。客人們的歡聲笑語從視窗飄到街上，夾雜著三味線悽哀的音樂聲。凌晨的街道上依然擁擠，藝伎和老闆娘扶著那些喝得踉踉蹌蹌的男人，送他們乘坐計程車。這些心滿意足的客人們——或者任何一個看到這副情景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覺得先鬥町真是一個完完全全為男人制造快樂的世界。當然了，這就是先鬥町的重點所在：讓男人以為這裡是天堂。

沒有幾個客人曾經見過藝伎花街在白天的景象，哪怕那些藝伎的旦那對藝伎家庭也只是存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在這個靠稱謂聯接起來的虛擬家庭中，“媽媽”實際上是一個女商人，一個僱傭著藝伎的實業家。而作為“女兒”的藝伎，和所謂的姐姐妹妹們一起過著私密而職業化的藝伎生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