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京都當藝伎:一個美國女學者的花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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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藝伎的死

四月的京都春光明媚，河岸兩旁櫻花盛開，樹木繁茂的山腰也籠罩在一片粉紅的薄霧之中。入夜後的丸山公園裡，人們在落英繽紛的櫻樹下暢飲，那古老而靜穆的櫻樹在喧鬧的人群中散發著奇異的光輝。

四月也是京都的藝伎區最繁忙的時節。每天下午，藝伎們在先鬥町歌舞練場表演鴨川踴，臺下總是座無虛席。到了晚上，藝伎服務的茶屋、飯店更是生意興隆，很多客人不辭辛苦地從其他城市趕到京都，就是為了這裡盛開的櫻花和藝伎的歌舞盛典。

學生們和年輕的情侶沿著鴨川河散步，朦朧的夜色中，只有河堤上的茶屋投射出點點亮光。鴨川河的景緻永遠都是迷人的，而這春夜裡的花香讓人們更加迷醉。茶屋的藝伎和她們闊綽的客人看著堤下的年輕男女，這些浪漫的戀人們在悄然流淌的河岸邊信步而行。鴨川河的美景正是先鬥町的魅力所在，茶屋的客人為了享受這美景與美人要付出高昂的費用，而那些學生和情侶卻可以免費徜徉在這迷人的夜色中。

有些茶屋給包間的客人配備瞭望遠鏡，供他們欣賞夜景。也許藝伎會笑著慫恿年長的客人偷看橋下偷情的男女，而年輕的藝伎則會將目光越過客人花白的頭頂，凝視著窗外的夜色，貪婪地深吸春夜的空氣，心中期望自己也能和心愛的男子漫步在河岸。

1978年4月下旬的一個夜裡，鴨川河一如往日的安詳靜謐。一縷青煙在鴨川河西岸嫋嫋升起，沒有人注意到煙霧在一片木屋中蔓延，而在那片木屋居住的正是先鬥町的藝伎們。對於居住木質房屋的日本來說，火災是最可怕的天災。凌晨四點的時候，熊熊大火已經摧毀了好幾棟房屋。驚恐的藝伎們胡亂套上睡袍衝出屋外，拼命往屋頂上澆水，以期阻止火勢的擴散。但這一切都無濟於事，拂曉時分，十幾棟房子都被燒成了灰燼，一個年輕的藝伎被奪去了生命。

在煙霧尚未濃烈之前，這名藝伎的媽媽桑以及兩個師姐都設法逃出了屋子。可是混亂的人群裡，沒人意識到這名藝伎仍然身處屋內。三個月後，當我聽到這個故事時，其中一位師姐說，她至今都會被噩夢驚醒，夢中總是那名藝伎微弱的呼救聲。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聽到過這呼救聲，或者僅僅只是她自己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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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伎的家庭

藝伎將茶屋的老闆娘稱作“媽媽”，對先行步入藝伎行業的藝伎稱“姐姐”，這兩個稱呼都只是尊敬的表示，與血緣無關。而如果一個藝伎提及某個特殊的姐姐，那是指在她舉行步入藝伎行業儀式時結拜的那個師姐。

在我為了研究日本花柳界而和藝伎一起生活的那段時間裡，一個叫做一梅的藝伎成為了我的師姐。當時一梅二十二歲，而我已經二十五歲了。我比一梅大三歲這一點絲毫不影響藝伎的家族體系，在藝伎的家庭裡，重要的是經驗，而不是年齡。我見到一梅的時候，她已經做了四年舞伎——也叫實習藝伎，轉為正式藝伎也有一年半的時間了。

作為一梅的師妹，我取了一個與“一梅”類似的藝名——“一疑”。一梅以前沒有收過師妹，但是她竭盡所能地幫助我學習藝伎行業裡各種複雜的禮儀。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她也更進一步地完善了自己。起初，當我和一梅雙雙赴宴遲到時，茶屋的老闆娘罵我們是“瞎子領著瞎子走路”。而一梅因為收了我這樣一個美國藝伎，也多多少少成了人們談笑的物件。但是事情最終還是發展得比媽媽桑預想的更好，當我離開日本時，人們甚至認為我帶給一梅許多有益的影響。看來，作為藝伎行業的一員，教導一個師妹，哪怕是像我這樣古怪的師妹，也是一門非常有益的功課。

我作為“一疑”在先鬥町生活了一年，隨後返回美國完成以藝伎為題的論文。身在美國的我，非常想念遠在日本的媽媽桑和師姐，經常給她們寫信或者打電話。偶爾我也會收到媽媽桑寄來的信，還有師姐潦草的附言。我非常遺憾錯過了離開日本半年後的一個慶祝儀式，在那次儀式上，一梅接收了一個比我更傳統和年輕的師妹。當時，先鬥町的藝伎們舉辦了一場精緻的宴會歡迎新成員的加入，媽媽桑還給我寄來了那次活動的照片。在照片上，我看到了一個新面孔，這個新面孔就是綠子——一個天真質樸的綠子，一個正在高中學習古典舞蹈準備踏入舞伎之門的綠子。

成為一名舞伎，穿上精緻的刺繡和服，踏上繫著鈴鐺的高齒木屐，這是綠子心中一個羅曼蒂克的夢想。很多人都認為舞伎的生活既陳腐又單調，令人厭煩——甚至有些舞伎本人私底下也是這麼想。然而綠子卻對即將到來的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