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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動情的，尤以動情一項為最特色。
這種理論的闡發，使張競生對裸體畫的認識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而有力地回擊了“裸畫”即“春畫”的謬論。針對上海縣知事危道豐指責劉海粟的模特兒與傷風敗俗的裸體畫實是“變相之春畫”，而劉海粟無詞以對的窘況，張競生首次從理論上辨識了“裸體畫”與“春宮畫”的根本區別：“裸體畫的用意不在陰部，乃在全身。而春宮圖，乃專一在寫陰陽具。尚不止此，裸體畫乃寫男體或女體的表情，不是如春宮圖的寫男女私處聯合為一氣，而其聯合的作用又使人別有感觸也。知此二點的大分別，而可知道裸體畫的目的為美，為藝術，為衛生，而春宮圖的作用為性慾衝動與房事興趣。……我們素來看裸體書為春宮圖一樣，所以社會完全無裸體畫這件事，結果，唯有春宮圖的發達，不必說到歷史上的某某人專擅畫春宮圖著名，就如今日社會上尚有極多的春宮圖。他們畫得甚精細，極好的絹帛上一幅一幅男女的裸體交合，不過十餘幅有售至數十元之多。愈闊綽與愈講道學之家，愈藏有這樣的貴重珍品，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誰知裸體畫在公開方面的消滅，正在暗中為春宮圖助勢呢！”
這是張競生一貫的態度，與其強行禁止裸畫而暗中氾濫成災，不如公開研究性學使之成為科學，進而習以為常為社會所接受。然而，囿於傳統的歷史慣性與社會風習以及人們的認知能力和道德水平，張競生的良好願望只能是一相情願。當他在《新文化》雜誌上大登特登其性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不遺餘力地普及其性知識時，他不僅遭到衛道士們的公開責難，而且受到來自知識分子陣營的猛烈抨擊，由此引發了長達數年的關於性學的論戰。
在中國學術界和文學界，最早賞識張競生的是周作人，當《性史》出版捲起漫天風雨的時候，替張競生說公道話的還是周作人。應該說，作為北大同事，周作人對張競生的印象不壞，評價頗高。但當張競生到上海創辦出版《新文化》雜誌，發表一系列想象豐富、文采斐然、充滿奇思妙悟，甚至頗有些荒誕不經的性學文章後，周作人對張競生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變，由先前的欣賞變為質疑與批評。
1927 年2 月26 日，周作人在《世界日報》副刊發表了《時運的說明》，對張競生的所謂性###動的命運鐵口直斷，頗有法官判案的味道。他說：“張競生時髦的行運到十五年（即1926 年）底為止，一交十六年的元旦恐怕運氣就要壞了。……因為張博士的《新文化》第一期是十六年一月一日出版的，而這裡邊充滿著烏煙瘴氣的思想，所以這個日子是張博士的性###動上的一個關門，劃分他作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民國十六年以前，他的運動是多少有破壞性的，這就是他的價值之所在。張博士的神交與情玩的學說，我也不敢贊成，但這只是浪漫一點罷了，還不至於荒謬，而其反禮教的大膽則是很可佩服的。……可是到了民國十六年，從一月一日起，張競生博士自己也變了禁忌家，道教的採補家了。他在《新文化》的第一期上大提倡什麼性部呼吸，引道士的靜坐、丹田，以及其友某君能用陽具喝燒酒為證。喔，喔，張博士難道真是由性學家改業為術士了麼？” 。 想看書來
四、“三大文妖”與性學論戰（5）
對於周作人的冷嘲熱諷，張競生並未作任何回應。張競生正忙於編輯《新文化》，同時，因為褚松雪的出走，張競生兩歲的兒子日夜哭鬧，使他神昏意亂，幾欲發狂。帶著一種痛恨而鄙視的心情，張競生寫下了一篇鞭撻褚松雪虛偽冷酷、薄情寡義、過河拆橋的長文《美的情感——恨》。張競生幾乎咬牙切齒地說：“我恨這樣的伴侶，這樣的情人，這樣的母親，這樣的家庭”，又無可奈何地哀嘆：“我恨我的愛的藝術的失敗，我更恨楚氏不能接受我的愛。”張競生聽說褚松雪已從漢口寄來一篇文章擬在報上發表，攻擊張競生，故寫下這篇文字以自衛，先在《新文化》第二期刊登廣告，再在《新文化》第三期全文發表。
3 月14 日，《女伴》編輯葉正亞以《〈新文化〉上的廣告》為名投書《語絲》雜誌，詳細披露張競生與褚松雪的感情糾葛與褚松雪出走的經過，抨擊張競生“是一個陰險、奸詐、兇惡的偽善男子”。
周作人不僅全文照登葉女士的文章，而且在“豈明案”中，嚴厲地指責張競生“是一個思想錯亂，行為橫暴，信奉舊禮教的男子”，並且陰陽怪氣地譏諷張競生：你不是提倡“情人制”麼，那褚女士去找情人又有什麼呢？你不是標榜新文化麼，為何又滿腦子舊禮教，愛之慾其生，惡之慾其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