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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陪他們去政府俱樂部看電影。當銀幕上出現斯大林的形象時，大家不約而同地站起身來鼓掌。他們對無產階級的領袖斯大林無比的崇敬。電影是俄語對白，我就給他們當翻譯。在看完電影休息時，我忍不住慨嘆地說：“一個統一的國家，一個政黨，必須要有一個英明的領袖啊！我們在莫斯科，不知道國內的情況，在這裡經常喊王明萬歲！”於是他們便跟我說：“王明算什麼？不能喊王明萬歲！”蔡暢告訴我說：“中國有領袖，是毛澤東！”這時，在我的腦海裡，才有了毛澤東這個名字。心想，中國有了領頭人，中國就有希望了！
但在當時的場合下，只能在心裡高興，不能喜形於色。因為那種緊張神秘的氣氛是王明、康生一手搞的。公開表示擁護毛澤東，他們會給你眼罩戴的。儘管如此，我還是暗自學習毛澤東的著作，俄譯本的《論持久戰》，開闊了眼界。
每當我掩卷沉思，便想盡早回國。祖國正在進行偉大的抗日戰爭，我應當投入拯救民族危亡的鬥爭中去。當我第二次碰到許之楨時，由於我懇切地要求，終於得到了他的支援。當即，他給我寫了一個地址，讓我找中國代表陳琳（任弼時）同志。
我按他指示的路線和地址找到了*代表的住處，陳琳同志熱情地接待了我。第二天，他便通知我，組織批准我回國了。他要我馬上回去，買兩個大木箱，然後到書店選購一些軍事理論與技術書籍，將木箱裝滿為止。
我從陳琳同志那裡出來，直奔阿魯巴大街，買了木箱和書籍。次日上午，乘一輛小汽車在城內兜了幾個圈子之後，便朝東南方向的郊區駛去。大約行駛有40裡，車子開進一個陌生的村落，看樣子好像沙俄時期的大莊園。別墅似的院落，四周是木板圍牆。這裡有幾位中國人住著，其中有陳龍、朱光、柳英等同志，大約20多人，都是等回國才住在這裡的。我把書籍搬進屋裡，一個管事的人給我安排了住處。 電子書 分享網站
《西路軍》 周恩來說：“你們是我軍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軍事技術學校！”（12）
一天下午，任弼時同志陪同*部長米爾曼，幹部部長鮑爾剋夫來了。這天晚餐非常豐盛。任弼時同志舉起酒杯對大家說：“同志們！你們要回國了，今天特意為你們餞行！”大家一聽，興高采烈，笑逐顏開，頻頻舉杯，開懷暢飲。任弼時同志當場宣佈：“回國的40多人組成一個大隊，由吉合同志擔任大隊長，陳龍同志為副大隊長。”
當天，我們登上了火車，然後又轉乘汽車，終於踏上了祖國的土地——新疆迪化市。在第三招待所的小樓上，駐新疆黨代表鄧發同志接見了我們。他要我們好好休息，選定時機再送我們回延安。在招待所休息期間，遇上黃火青同志，我們是老相識了，我在莫斯科步兵學校當排長時，他是我那個排的學員，後來當了班長。那時，伍修權同志在我們學校當翻譯。
我和黃火青同志促膝攀談，十分親熱。他開啟木箱，見是許多軍事書籍，便品評著，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我們交談學習，交談步校同學們的近況。他見我的一本俄文字典很好，很喜歡，我送給了他。我問他在迪化做什麼？他說，在迪化反帝會里當秘書長。接著，他向我介紹了新疆的一些情況，並告訴我，反帝會會長是新疆督辦盛世才。
我們住在招待所裡，食宿安排的很好。每餐高階白米，有酒有肉，生活舒適、美好，但是攏不住飛向延安的心……
半個月後的一天，鄧發同志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寢室，言談中有意識地瞭解我的情況。我都如實地做了彙報，並把陳琳同志的信交給了他，我說：“您需要了解我的詳細情況，可找陳龍同志，他了解我……”
陳琳同志在信中著重介紹我的俄文好。鄧發同志一面看信，一面用眼睛審視我。從這目光中，我看出是信任的，友好的。儘管如此，我對自己的去向仍不摸底，一顆心彷彿吊在半空，忍耐不住地問他：“明天同志們回延安，我是不是跟他們一塊走？”
鄧發同志回答得很乾脆：“你留下，發揮你的專長，到新兵營去工作！”
新兵營是個什麼單位？對我來說不得而知；但想到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沒有二話，服從組織分配！第二天，便背起行裝來到新兵營。
我當時不習慣的是，要換上盛世才部隊的灰色軍衣，紮裹腿、束皮帶、戴國民黨帽徽。一到新兵營，組織上便向我交代必須遵守紀律，不許隨便上街，不準一個人出去，見了熟人不準說話，尤其是不準談論有關新疆的問題。總之，對外人一概不準接觸。
新兵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