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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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是多得多了。

史書稱他“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均見《宋書·本傳》）。“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攜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宋書·五行志》）。尤其“好為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資治通鑑·宋紀四》）。這樣的奢靡浮華，享樂腐化，行為不檢，擾民生事，謝大詩人的狂也不免太過份了。

狂狷，也是文人性格的一種，但無節制，便會膨脹，他當然不滿足於這種僅僅是闊綽的生活現狀，因為他“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這些名氣，聲望，成就，加上自負，那根詩人的神經，就開始發熱起來，漸漸不安於位，總是討價還價，“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一門心思要做官，而且要做大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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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謝和小謝（3）

其實，詩人最好的狀態，就是做詩，一旦想得詩以外的東西，常常會出問題。

於是，他插手劉宋政權的最高層的接班矛盾，《資治通鑑·宋紀二》載：“南豫州剌史廬陵王（劉）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率衛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雲：‘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能夠得到皇儲如此明確的許諾，可見他在宮廷鬥爭中捲入之深。

凡錯誤地估計客觀形勢的人，總是先對自己的估量錯了。詩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幾碗乾飯，認為他不僅現在能左右局面，而且將來能決定局面，不是現在伸手就能得到東西，而是將來不用伸手也能得到東西。他不但做現貨，還做期貨，因為他把寶押在廬陵王這位好朋友身上。

謝靈運熱衷於仕途，可又不精通官場運作；喜歡搞政治，可又不諳朝中形勢，習慣於人家來巴結他，可又不懂得強者第一的森林法則，因此，一個過於天真，甚至幼稚的詩人，哪是職業政客的對手呢？“大臣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遊，義真故吏範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為永嘉太守，延之為始興太守。”

將他逐出建康，外放加之黜降，未足以使謝靈運清醒。緊接著，劉義真為詩人朋友說好話的結果，連這位候補皇太子也弄到京城之外當散王了。如此嚴重的事態，謝靈運照樣在遊山玩水，吃喝玩樂。他還發明出一種登山用的旅遊屐，一頭高一頭低，上下山時顛倒穿用，十分方便，可見他並不把劉義真，其實是他的靠山，在宮廷中的地位下降，當回事。太狂的人，往往失去正常人應有的感覺。

一直到大臣們設法把劉義真幹掉，擁立了劉義真的弟弟劉義隆為帝。宮廷政變的斑斑血跡，這才使謝靈運意識到情況不妙，可他除在一些詩中用借寓的手法，流露出傷感情緒，並無任何收斂自己的措施；而且他馬上看到對自己有利的一面，因為上臺後的劉義隆來到建康後，並沒有懲罰他以前與劉義真交往的那一段劣跡，不但不顧舊惡，甚至徵他為秘書監。並“賞遇甚厚”，使他神魂顛倒，不但狂放如故，甚至益發地二百五起來，認為連帝王也不敢拿他怎樣。

其實，劉義隆眼裡的謝靈運，比喻得動聽一點，牆上掛的一幅字畫，蛋糕上嵌的一顆紅櫻桃，中看不中用的裝飾品而已。所有封建統治者都是這樣看待文化人的，裝點門面，可以，附庸風雅，可以，真派用場，真當骨幹嫡系自己人，是不可以的。

《宋書·本傳》載：謝靈運“既自以名輩才分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既至，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宴談賞而已。”賞花吟月，敬酒行令，奉旨賦詩，歌功頌德，謝先生的任務，不過是擺擺樣子，表明皇帝如何地偃武修文，如何地尊儒重士，如何地太平氣象外，陪著喝喝茶，聊聊天，開開心，解解悶，使得龍顏大悅，也就該打道回府。

謝靈運不明白這個道理，所謂御用文人，和給皇帝搓背捏腳，按摩撓癢的小太監們，那地位也差不太多的，不過是要讓皇帝舒服罷了。但是，“王曇首、王華、殷景仁，名位素出靈運下，並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或出郭遊行，且二百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

謝靈運以為鬧鬧情緒，甩甩架子，給皇帝一點顏色看看，會對他另眼相待。這就是詩人在自討沒趣了，皇帝會在乎他一個詩人的去留嘛，就算所有的文人，都患了禽流感，死光了，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