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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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皇帝，說他“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其實，“盜賊”之後，還應加上“流氓”二字，那描畫才更準確。

遭遇這樣一位“流氓”皇帝，躲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高啟死定了。

紀昀當然覺得高啟死得冤，他說：“唐時為古文者，主於矯俗體，故成家者蔚為鉅製，不成家者，則流於僻澀。宋時為古文者，主於宗先正，故歐、蘇、王、曾而後，沿及於元，成家者不能自闢門戶，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啟詩才富健，工於摹古，為一代巨擘，而古文不甚著名，然生於元末，距宋未遠，猶有前輩軌度，非洪、宣以後漸流於膚廓冗沓、號臺閣體者所能及。”

雖然紀昀指出高啟“工於摹古”，但即使“摹”，這位老先生也肯定他的不同凡俗，自成一格之處。“特其摹仿古調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間，譬之褚臨禊帖，究非硬黃雙鉤者比，故終不與北地、信陽、太倉、歷下，同為後人詬病焉。”

紀曉嵐指出的“北地、信陽、太倉、歷下”，系明代文壇上的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的籍稱，他將這些領一時風騷的諸位聲望卓著的名家。貶了一通，藉以褒揚高啟，如此揚此抑彼的鮮明做法，在卷佚浩繁的《提要》中，是不多見的。

主持《四庫全書》編政的他，閱盡數千年的文人，讀遍數萬卷的著作，含英咀華，擇選定奪，品評勘磨，剔誤抉訛，你不能不承認他是大鑒賞家，你也不能不承認他評斷的權威地位。我想，他說高啟為“一代巨擘”，惜未能形成自己的風格，接著又說這不是高啟的過錯，是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