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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斷的權威地位。我想，他說高啟為“一代巨擘”，惜未能形成自己的風格，接著又說這不是高啟的過錯，是老天不給他“熔轉變化，自為一家”的時間。這是否為紀昀的皮裡陽秋手法？他對那位朱皇帝是有看法的。
那麼高啟未能給明代文壇，增添光彩，這筆賬應該記在誰的頭上，紀昀嘴上不說，大家心裡有數。才38歲的高啟，腰斬處死，又說不上犯了什麼滔天罪行，不能不為文學史一嘆，也不能不為中國文人的悲劇命運一哭。
高啟之死，在吳晗的《朱元璋傳》裡，是這樣表述的：“蘇州知府魏觀把知府衙門修在張士誠的宮殿遺址上，被人告發。元璋檢視新房子的《上梁文》有‘龍蟠虎踞’四字，大怒，把魏觀腰斬。僉事陳養浩作詩：‘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元璋恨他動搖士氣，取到湖廣，投在水裡淹死。翰林院編修高啟作《題宮女圖》詩：‘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元璋以為是諷刺他的，記在心裡。高啟退休後住在蘇州，魏觀案發，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啟的手筆，舊恨新罪一併算，把高啟腰斬。”
這位叫魏觀的知府，修浚河道，重建衙門，本想留下一點德政，沒想到他還拖累了高啟，都成了刀下之鬼。舊時蓋房子，上樑，是屋頂的關鍵工程，要燒點香燭紙馬，要奉上三牲貢獻，要有一篇琅琅上口的《上梁文》，這是規矩。蘇州是座人文薈萃的古城，蓋的是知府衙門，自然要請一位當地的文人動筆。魏觀認為這件事非高啟莫屬，便派人到松江青丘去請他。誰也沒料到，正是這篇文章斷送了國子監祭酒魏觀（因他是湖北蒲坼人，故稱“魏蒲坼”），和翰林院編修高啟（因他曾避難松江青丘，人稱之為“高青丘”）的兩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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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皇帝腰斬高啟（3）
這位出身於無賴，草賊，小和尚，流氓無產者的皇帝，為什麼對蘇州所發生的事情，對蘇州這兩位文人採取如此極端措施呢？高啟百思不得其解，因為他不瞭解，凡非常非常的小人，都是特別容易結仇，特別能夠記仇的，而當了皇帝的朱元璋，尤其要想方設法報仇出氣的一個小人。
據明代楊循吉《吳中故語》，朱元璋對原來張士誠的屬地江蘇南部，那裡的老百姓，那裡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的蘇州城，一百個不放心，因為他打敗張士誠，拿得天下後，吳地的黎民百姓，依舊懷念這位憐民的張王，依舊懷念他的寬柔統治，依舊偷偷地給他燒“九四香”（因為張士誠的小名叫張九四）。朱元璋很不安，但更嫉妒，所以，派遣過來很多特務，一動一靜，無不在他掌握之中。
“蒲坼（即魏觀）碩學夙充，性尤仁厚，賁臨之久，大得民和。因郡衙之隘，乃按舊地以徙之，正當偽宮之基。初城中有一港曰‘錦帆涇’，雲闔閭所鑿，以遊賞者，久已湮塞，蒲坼亦通之。時右列方張，乃為飛言上聞，雲：‘蒲坼復宮開涇，心有異圖也。’時四海初定，不能不關聖慮，乃使御史張度覘矣。御史至郡，則偽為役人，執搬運之勞，雜事其中。斧斤工畢，擇吉構架，蒲坼以酒親勞其下人予一杯，御史獨謝不飲。是日高太史為上梁文。御史還奏。蒲坼與太史並死都市，前功遂輟。”
而明代祝允明《野記》，更是駭人聽聞：“魏守（觀）欲復府治，兼疏溶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有‘典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之語。蓋以舊治先為偽周所處，而臥龍街西淤川，即舊所謂錦帆涇故也。上大怒，置公極典。高太史啟，以作《新府上梁文》與王彝皆與其難。高被截為八段雲。”
李斯在咸陽被斬成幾截，司馬遷的《史記》，沒有記載，高啟在南京被斬成八段，是有據可查的。除了祝允明外，明代李賢《古穰雜錄》，也有類似文字。數百年後重讀這類史料，那令人髮指的刑戮場面，那慘不忍睹的世間悲劇，仍令人驚心怵目。一個大活人，攔腰斬成兩截，就夠殘忍的了，還要再分切成八段，那就更為恐怖，與剁成肉泥相差無幾。你不能不佩服這位絕對貧下中農，絕對流氓無產者出身的皇帝，對知識分子下手之狠，之毒，之無所不用其極。史稱之為“暴秦”的統治者，從屠夫的角度，恐怕也要對他肅然起敬，甘拜下風。
朱皇帝，還是您行！
您就抓住“龍蟠虎踞”四個字，把一干還在那裡搖頭晃腦，吟詩作對的知識分子，咔嚓咔嚓幾鍘刀，打發到陰朝地府去了，佩服，佩服！
其實，你借給高啟膽子，這位詩人敢造反嗎，拍馬屁還來不及呢！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定都南京，高啟應召入朝，授翰林院編修，修《元史》。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