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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者來採取什麼辦法呢？順包反租。
我問，什麼叫“順包反租”？
牛敏說，就是農民包產到戶的承包關係不變，但是他把地租給經營者。這樣，經營者和農民就形成了兩種關係。第一種是租賃關係。經營者租用農民的土地，要向農民繳租。一般是按實物計價、折價，每年兩次，6月30日一次，9月30日一次。有人講我們搞的土地向經營者集中是“向地主集中”，這話不對。實際上地主是農民，經營者是長工。但是經營者規模經營需要工人，農民就成了農業工人了。這就形成了第二種關係，僱傭關係。
我不禁拍案叫絕。土地向經營者集中，或者說，農用土地、耕地向規模經營集中以後，就土地使用權而言，農民是地主，經營者是佃戶；就農業企業而言，經營者是老闆，農民是工人。一個租賃關係，一個僱傭關係，經營者和農民互為老闆。這算不算生產關係的一場變革呢？
這個問題，我想還是留給政治經濟學家去回答吧！我更關心的，是一個現實問題，一個操作問題：當農民和經營者發生這兩種關係時，他們是直接和經營者打交道呢，還是由政府來做中介呢？
路在腳下（2）
牛敏說，一對一的談判肯定不行。農民談不來，權益也得不到保障。每家每戶都去和經營者談，不是相互攀比，就是暗中壓價，效率低，成本高，結果也不好。我們的辦法，主要是以村、社為單位，就是村和社來組織，農民聯合起來和經營者談判，然後尊重農民的意願籤合同。
我問，農民願意嗎？
牛敏說，願意。
我又問，為什麼願意？
牛敏說，因為有好處。
我再問，只是有好處嗎？
牛敏說，從長遠看，也有意義。我甚至認為這是農業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問，第三次革命？
牛敏說，是。第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分田到戶以後，日子並不好過。因為當時就那麼一點東西。你分一頭牛，我分一張犁，他分一間屋，都是殘缺不全的，有的家庭還沒有勞動力。於是農民聯合起來你出農具，我出勞力，共謀餬口。
我說，就有了互助組、合作社？
牛敏說，對。但是後來我們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違背了經濟規律。小平同志又總結安徽的實踐，搞承包到戶，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讓農民一夜之間吃得飽了。但是富不起來。
我問，為什麼富不起來？
牛敏說，你想嘛，千家萬戶的農民闖千變萬化的市場，怎麼適應得了，又怎麼對付得下來？每個人種點枇杷，每個人種的枇杷都自己挑著擔子去賣，走不了十里地，賣不出好價錢。這種經營方式，即便脫得了貧，也絕對致不了富。
我又問，現在又有什麼不同？
牛敏說，土地向經營者集中以後，規劃經營、規模經營了，情況就大不一樣。第一，經營者來了以後，農民第一筆收入，也就是租金收入，在沒有任何投入的情況下得到了1 200斤左右的糧食。過去這1 200斤左右的糧食還要你投入施肥，投工投勞，還要繳稅，現在沒有。經營者給你這1 200斤左右的糧食，6月30日就可以拿到，淨得。第二，農民還有一筆收入就是打工，每天可以掙到一筆錢，少一點15元，多一點30元。第三，農民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增強。經營者來了以後，農民種1 000斤枇杷，再也用不著自己挑著擔子賣，由經營者坐飛機賣到香港去。我們在北京開枇杷新聞釋出會，是老闆出錢，我們出場。農民增收了，農業增效了，農業的投入也解決了，大大地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我看是一條康莊大道。而且，從分散經營到吃大鍋飯，到包產到戶，再到規模經營，是螺旋式上升。所以我說這是農業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同意他的說法。這裡面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點，他們的做法並不違反政策，也不違背現行法律法規，因為土地的權屬和性質沒有改變。所有權還是集體的，使用權還是農民的。使用權既然是農民的，那麼，怎麼用，就是他們自己的事。如果他們願意集中起來交給經營者去經營，就無可指責，無可厚非。
因此第二點至關重要，就是必須農民自願。農民為什麼會願意呢？因為只有把土地集中起來交給經營者去進行規模經營，農業才可能現代化，農民也才可能脫貧致富。農民都是通情達理的，他們也都願意而且急於富裕。所以，只要把道理講清楚，同時讓農民看到實惠，他們就不會反對，甚至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