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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錯了人（誰敢保證自己就認對了），要憐憫母親的悲慘遭遇。你預備在一萬元以內送給高秀娥小妹一副義肢，前天報上報導，善士們已為她裝了義肢，我們為她高興，但我仍建議你能寄一點錢給她（直接寄給她也可，我想，寄給《中國時報》代轉也可），因為她還有臥病在床的老父，我代她向你叩謝。
中文系畢業生何處去（3）
冉裕寬先生：一文錢不算少，一百萬元不算多，幫助高秀娥小妹，不是施捨，我們愛這位可憐的孝女，錢千萬別讓我轉，據說柏楊先生有點不老實，可能中飽。
千古不朽的教師典型（1）
──我們應為張箭、鄧玉瑛建立銅像
社會上每一種正當的行業都是神聖的，不分軒輊，沒有等級。巷口那個擦皮鞋的朋友，跟坐在大辦公桌後面肚子鼓鼓焉的傢伙，有同等的地位。但教育這個行業卻更神聖，因為教育培養出來的國民素質，決定一個國家民族的盛衰敗亡。在吃人部落里長大的朋友，你可別希望他把你撞了一個筋斗之後會說聲“對不起”，在國際物理學年會上，你也別希望看見一言不合，就抽出扁鑽的鏡頭。
最顯明的現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和德國的迅速復興。當時也，兩國一片廢墟，人民餓得雙眼冒出火星，卻忽然之間，暴發起來，銀子多得連銀行都裝不下，到處打聽別的國家要不要借錢。
一個國家能在廢墟中復興，一個民族能在極度衰弱中茁壯，因素和條件太多啦，但最大的因素和條件卻不是因為他們擁有復興和茁壯的裝置，而是他們擁有復興和茁壯的人才。假使當年同盟國老爺心懷叵測，把日本、德國的專家學者殺了個淨光，恐怕它們現在還是一片廢墟。蘇聯和美國都是老精靈，打進了德國之後，就好像柏楊先生打進了珠寶店，先下手搶翡翠瑪瑙一樣，他們則是先下手搶科學家，於是乎不久之後，蘇俄噗咚一聲放了一顆人造衛星，據說美國總統先生當天晚上就尿了床，好不容易也發射了一個。報上就出現了一幅漫畫，“俄國衛星”和“美國衛星”在太空中相遇，握手言歡：“老哥，現在咱們可以說德國話啦。”
人才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教育出來的。一個美國佬跑到歐洲一個小鎮上閒逛，問曰：“你們這裡有啥大人物出生乎？”父老答曰：“沒有，俺這裡出生的都是小孩。”這些小孩，將來可能成為一個科學家，一個文學家，或一個政治家，但也可能成為一個小偷、一個小官僚，或一個賣國賊。我們絕對不認為教育是萬能的，但我們認為教育是最重要的，非常非常最最重要的。沒有教育，就沒有人才；沒有人才，就啥都沒有。即令把所有制造原子彈的秘密程式堆到柏楊先生面前，你就是打死我，我也造不出。
教育這個神聖工作的責任，幾乎全部落到教習身上。吾友俾斯麥先生在普法戰爭後，自豪曰：“德國的小學教習使德國獲得勝利。”我們不是說中學堂大學堂的教習不重要，而只是說小學堂的教習更重要，是他們打定了國家民族結實的基礎。即令美奐美輪的樓房塌啦，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德國一樣，被拆了個斷垣殘瓦，仍能夠迅速再蓋起來。
小學教習的重要，由於他們在潔白如紙的孩子們的心靈上，寫下的是永不能磨滅的痕跡，這痕跡往往影響孩子們的一生。可是多少年來，教習的地位一天不如一天。教師節那天固然熱鬧得有板有眼，實際上連發個慰勞金，官老爺還要一網打盡般的把教習集合起來，一一驗明正身。蓋官老爺相信教習們都跟柏楊先生一樣的詭計多端，如果不嚴刑峻法，定出紕漏。在這種情形之下，尊師重道也者，不過湯鍋餵鴨子，只看見一張嘴。
然而，小學教習無負於此。就在今年（一九七七）十月六日，發生石破天驚的慘案。花蓮縣鳳林鎮的山興國民小學堂跟鳳林鎮之間，隔著一條變化多端的花蓮溪，平常有一個草草搭成的便橋，山洪暴發一次，該便橋就被沖垮一次，而這次不知道啥時候又被沖垮啦，反正溪的兩岸住的都是三無牌──無權、無錢、無地位的朋友，所以不要說橋塌啦，就是天塌啦也沒有人理。
十月六日那天，六位住在鳳林鎮的山興國民小學堂的教習：陳國義先生、林實時先生、張箭先生、鄧玉瑛女士、鍾美月女士、陳淑娥女士，像往常一樣，脫下鞋子，橫渡溪水。想不到走到中流，溪水猛漲，陳國義先生和林實時先生，跌跌撞撞地在激流中翻滾了約二百公尺，總算命不該絕，勉強掙扎著爬出來。鍾美月女士和陳淑娥女士一看情形不對，趕快回頭。而可憐的張箭先生和鄧玉瑛女士，卻從此一去不返，等到人們再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