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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在大學堂各系中的排列順序，是第一把交椅，只要有中文系，在各系中一定要坐首席。我們既是中國人，又說中國話，又寫中國字，又讀中國文，而中文系卻馬尾提豆腐──提不得，實在教人雙目流淚。最近，臺北《自立晚報》刊出陳緩裕女士的一篇大文：《中文系畢業生何處去》，道出了中文系的種種傷心。嗟夫，柏楊先生念北京大學堂文科時，文起九代之衰（本來是八代的，我又給它加上一代，就是“五四”那個使大家七嘴八舌，心驚肉跳的一代）。還沒出學堂哩，各衙門敦聘“夫子”前往屈就的八行書，就雪片飛來。連洋教習都承奉顏色，弄了一大堆各式各樣獎學金兼安家費，像擺地攤賣地瓜似的，擺在八仙桌上，苦口婆心地央求學生老爺，務請光臨敝邦。想當年何等威風，如今落得“也罷”局面，竟然焦急地不知道“到何處去”，怎不教人掩面唏噓也哉。
中文系現在這麼狼狽，是殘酷的事實，陳媛裕女士的文章代表了中文系學生老爺老奶們的心聲，也代表了非中文系，包括全面社會的心聲。柏楊先生也早都有這種感覺，我雖然沒念過中文系，但察言觀色，感同身受，而現在又是靠著在格紙上寫字吃飯，更不由得同病相憐。不過翻來覆去地左思右想，似乎事實並不如表面上所顯示的那麼單純，有很多節骨眼的地方，值得商量商量。
第一，是近程的，中文系因“不被社會所需要”，出路太窄。“出路”──眼前來說就是吃飯，是中文系滿面無光的焦點。不過大學堂跟專科學堂最大不同的是，大學堂設立的目的，不是培養就業人才，而是培養追求更高深學問的基礎人才。如果為了就業而上大學堂，那算走錯了路，既然誰勸也不聽的走錯了路，走來走去走不到目的地，還抱怨個啥。中文系自認最佳的前途是當中文教習，這就跟柏楊先生晉見大官一樣，還未鞠躬，氣已先餒了半截，太小看了自己。夫中文教習當然由師範大學堂擔任比較合適，不可以認為凡中文系就一定能教中文，猶如不可以認為凡中國人就一定能教中國話。從前洋大人學中國話，只要是中國人，他就拜師，現在的行情有點大變。柏楊先生有位朋友的太太，言語天才是第一流的，英文版《新約全書》簡直能倒著背，在美利堅合眾國教洋大人學中國話，每天兩個小時下來，就像跟誰打了一架，回家之後，氣喘如驢。蓋那些洋大人死心眼，三更半夜不睡覺，卻聽白天課堂上的錄音，而且聽得仔細，某一句中某個字的發音跟另一句某個字的發音，稍有不同，第二天她就得作滿意的，也就是有學理根據的解釋。中國人對自己語文語氣的高低、四聲的分辨，一向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洋大人卻是逼著她非說出個道理不可。於是有一天，她被趕出大門，只不過她堅持“雞蛋”就是“雞蛋”，而洋大人卻堅持標準的北京話，非要讀成“雞子（兒）”不可。──去他媽的“雞子（兒）”，北京話在語尾所加的輕聲“兒”韻，實在混賬王八蛋，它把語氣搞得既輕佻而又不正經，至少它把莊嚴的氣氛完全破壞。可是洋大人也有他趕人的理論基礎。是非且不必管，反正吾友之妻如果是中文系，就不愁沒飯吃矣。
陳媛裕女士又嘆息外文系可以當英文秘書，中文系卻沾不上邊。這就要問啦，臺北市各衙門或公司，有幾個英文秘書哉，職位有限，縱是外文系自己人，也擠得丟盔撂甲。何況“英文秘書”跟“中文秘書”的意義不同，目前所謂英文秘書，不過打字員罷啦，中文秘書卻是三號老闆。當打字員易，當三號老闆那就得狠狠地下點工夫。目前的現象是，英文人人都會擠兩句，最香氣四溢的是阿拉伯文，誰要是精通阿拉伯文，就跟有一個金礦一樣，可是萬一中東的石油涸竭啦，又怎麼辦？也是一位朋友，會葡萄牙語，在巴西大使館就像太上皇，現在也開始沒啥意思。中文系的風光，自有不同。
中文系畢業生何處去（2）
我們可用“出路”衡量一個系的市場，但不能衡量一個系的價值。師範大學堂中文系的學生老爺，命中註定要當中文教習，其他大學堂中文系就不必流口水。能在一家公司潤色稿件，正是一個起步，難道一開始就能寫出一部讓諾貝爾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