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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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投資需求而言,金融部門的有效供給顯得相對不足。金融機構和融資渠道的發展受到較為明顯的抑制。嚴重失衡的供求關係造成資產價格的不斷上揚。加強管制當然是抑制資產部門膨脹的手段之一,這看上去也是西方國家管理泡沫的最新動向。但就中國國情來看,更為可選的策略是更大幅度地推動金融市場的發展,以滿足社會公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的需求和企業融資的需求。推進金融深化並不違背金融危機的教訓。危機顯示,傳統的金融業務和場內金融市場並不是金融泡沫的主要滋生場所,中國在兩方面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金融深化也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需要。中國有一個迷,就是金融發展滯後,但經濟增長很好。這是與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相聯絡的。中國是以基礎設施和製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不需要太強的市場配置金融的功能。這可能會進一步形成一個概念,那就是沒有發達的金融部門,經濟也能發展得很好。此前也有相關研究表明,在中國,並不是金融越發達,經濟增長就越好。實際上,1987年以來,中國信貸規模/國內生產總值與經濟增長率是負相關係。這與一般金融發展的理論相左。
然而,這反映的只是表現。當我們把國有企業貸款的部分扣除以後,金融發展指標就會顯示出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尤其是全要素生產率或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經濟結構向服務型轉變的程序中,金融深化將變得更加重要。因為政府手段配置金融資源顯得越來越不靈活,很難辨別投資機會和未來收益。
宏觀政策應該考慮包括資產價格在內的各種價格。從這個角度說,貨幣環境應該進行更靈活的調整,這些調整力度應該超過管理一般通脹預期的需要。當資產越來越多地在金融部門流動,這時雖然實體經濟沒有出現明顯過熱,但如果資產價格出現上漲,顯然也是流動性過剩的結果。
此外,對金融機構經營穩健性應該提出更高的要求。鑑於調整利率會影響到國民經濟各部門,傳統的貨幣政策還缺乏針對性。為防範可能出現的資產價格泡沫,並減輕其破滅所帶來的衝擊,可以更多地利用監督和監管來限制過度冒險,並確保未來資產價格泡沫一旦破裂,金融體系能夠復原。
在從危機走向復甦的程序中,保增長的壓力已經不大。鑑於通脹形勢還不嚴峻,政策著力點顯然應該更多地放在結構調整上。在筆者看來,金融深化應該成為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而這一點卻仍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充分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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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熱”的“冷”思考
招考公務員的口子一經放開,隨之而來的是一浪高過一浪的公務員報考熱,很快便被冠為“天下第一考”。2009年全國共萬人報考,比2008年激增13萬,考試的錄取率僅為。2008年考生總數64萬,亦是創下歷史新高,比前一年增加12%,錄取比例約達46∶1,而2007年的錄取比例約為42∶1,如此蓬勃之勢令人咋舌。
我自己的經歷是: 從大學畢業開始就趕上公務員大規模招考,同學們趨之若鶩;碩士讀完,報考國家公務員成了許多同窗的首選;而在博士群體中,公務員依然是炙手可熱的就業門路。對於現在的高校學生來說,報考公務員已經成了一種無法抗拒的“潮流”,而來自家長和親朋的熱情同樣高漲。
認真思考這個熱點,我們的第一反應可能是公務員的收入(包括各種顯性和隱性收入及福利)過高使然,而這可能會分化收入分配的差距。對於經濟分析而言,如果就此打住,似乎還意猶未盡。因為,其實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是公務員熱的“經濟效應”: 更多優秀的人才成為公職人員,對經濟增長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一種樂觀的視角是,大學生熱衷於公職能有效地提升公務員的素質,提高政府服務於經濟的效率,並最終促進經濟增長。在俄羅斯開始轉型之際,政府聘請了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施萊佛等人作為專家顧問並設計了相關的改革政策。根據他們的觀察,轉型以來中國和俄羅斯之所以在經濟增長績效上表現出如此巨大的反差,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中國政府的人力資源更新得很快,政府對經濟增長表現出了罕見的興趣,而轉型之後的俄羅斯政府官員與轉型之前實際上並無二致。
顯然,如果這是問題的全部,我們會感到滿意。不過,我還是傾向於強調公務員熱的負面蘊涵。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當人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職業時,他們將會選擇那些能夠給自己的能力提供最高報酬的職業。這幾乎是不言自明的,並且也適用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