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寓言和預言:失衡的巨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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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投資性收入的比重和政府轉移支付的比重均有所下滑。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投資性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明顯偏小，縱向比較看，家庭投資性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近10年來也有顯著下滑，這其中利息收入下降是重要誘因。與此同時，中國居民從資本市場上分享公司盈利的渠道也並不通暢。政府轉移支付的力度十分微弱，與國外政府在公共部門龐大的支出相比，中國財政支出中醫療教育支出比重過小，並且多年來沒有明顯改善。在再分配階段，居民部門佔比下降了2個百分點，而政府部門則上升了個百分點。

危機以來，政策面一直將擴內需、調結構與保增長並行列為政策目標，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也收到了初步成效。歸納看來，短期政策包括更好地改革市場流通渠道，方便供求匹配，並對家電和汽車消費進行補貼；中長期政策包括推進醫療改革、完善農村養老保險，以期透過構建更好的社會網路來限制預防性儲蓄。

鑑於中國經濟失衡的嚴重性以及危機背景下作出調整的必要性，這些措施還顯不足。本文分析表明，要提升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最有效的途徑是收入結構的調整，增加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包括馬克思在內的多派經濟學理論均認為，消費的不足源於社會收入分配的失衡。顯然，如果沒有剩餘勞動力進入正規部門就業，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的比重就很難有實質性增加。20世紀90年代的發展看上去和20世紀80年代的一個不同在於，鄉鎮企業或中小企業現在所起到的作用已經下降了。政策面應該放開中小企業尤其是服務業的進入門檻，並改革戶籍制度，讓更多的勞動者能夠就業並轉移到城市。

加快金融改革是提升消費在經濟增長中重要性的關鍵一環。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模式過於依賴大型工業企業，且多為國有或國有控股工業企業。這些大型國有企業在國有控股銀行享有優惠的融資條件，在市場中居於強勢壟斷地位。金融深化不僅能夠讓更多的企業獲得發展資金，還能夠減少消費者的資金約束。

結構調整的金融深化抓手

全球都在避免因過早退出而再犯錯誤。眾多研究確認，過早退出導致了大蕭條時期美國經濟出現多次探底，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當局也存在類似失誤。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不斷告誡說，主要經濟體提早撤除可能激化全球經濟中的弱點，扼殺剛剛展開的復甦。

關於繼續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爭議其實並不多。從維護財政平衡的角度主張退出財政刺激方案，並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聯合國的模型顯示，這可能令全球經濟再一次陷入衰退，致使公共債務進一步增加。中國的財政狀況相對穩健，4萬億投資專案將全面展開，財政擴張步伐並未停止。

在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方面，各主要中央銀行也還找不到明確的緊縮理由。因為實體經濟仍處於潛在產出水平之下，而貨幣政策最為關心的通脹，尚不構成重大威脅。相對溫和的物價環境支援貨幣政策退出極度寬鬆的狀態，但適度寬鬆仍然是必要的。新增信貸應該從2009年的高峰回落，但仍將維持在歷史較高的水平上。信貸增長慣性使得信貸急剎車的可行性不大。

在政策保持連續性和全球整體復甦背景下，中國的宏觀經濟勢頭良好。總體而言，“救火式”宏觀調控的壓力會有所減輕。在政策刺激之後，最大的不確定性來自通貨膨脹，尤其是資產價格膨脹。宏觀經濟以及企業盈利的持續發展將構成基本面支撐；貨幣金融環境的相對寬鬆將構成流動性支撐；而全球範圍內的通脹預期和中國的預期或將成為故事性支撐。阿克洛夫和希勒在新著《動物精神》中，把故事列為推動市場出現非理性繁榮的第五要素。

資產價格已經出現相當幅度的反彈，但這還不足以排除繼續走高的可能性。其實，在全球範圍內，宏觀管理的主要矛盾已從一般通脹讓位於資產泡沫。伯南克曾以看淡資產價格在宏觀政策中的地位著名，甚至憑此觀點入主美聯儲。但在樓市和信貸暴跌出現之後，伯南克終於開始認為金融泡沫或許是這10年來貨幣政策遇到的最難解決的問題。

推動金融深化或將是抑制泡沫化的有效選擇。作為一個崛起中的新興經濟大國，中國資產價格走高的風險可能更大。同時，我們也擁有成熟經濟體不具備的優勢，就是透過金融深化改善有效供給來抑制資產價格泡沫。

金融深度不足是資產價格走高的主要原因之一。眾所周知，中國金融市場的改革和發展一直滯後於實體經濟，加之中國又是一個高儲蓄國家，相對企業融資需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