恥辱者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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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前，對教科書強制灌輸那個“魯迅”他是“懷疑且抗拒”的。而心靈的共震恰是表明了摩羅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接近魯迅的傳統：這自是意義重大的。

於是，摩羅又有了“光輝的（生存）體驗”：那是類似於魯迅（還有摩羅崇拜的孫中山）那樣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準備著“戰鬥而且失敗”的，“始終與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人們一起掙扎”的反抗意志與“行動、創造、實踐”的慾望，以及“總感到前面有一種聲音在呼喚”，因而永不停止追求的“過客”式的生命選擇——摩羅因此說：“那個黃昏，是我今生的第一次死亡，同時也是我的第二次新生。”

而且很快就有了“孤獨的痛苦”的體驗。摩羅回憶說，他因為公開宣佈了“我們都是非人”的發現，被視為“瘋子”而遭驅逐（這幾乎是重複了魯迅筆下的“狂人”的遭遇）。他於是發現了自己的異端性，感受到了作為社會的叛徒（公敵）的孤獨。由此激發起“把自己與中國文人區別開來，與一切奴格區別開來”的強烈慾望：“倘若他們自視為救主，我就甘為叛神；倘若他們自視為聖靈，我就甘為邪惡；倘若他們自視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他於是點明：“我為自己取名為摩羅，便是這番寓意”（《咀嚼恥辱·醜陋的中國文人》）

摩羅就是這樣透過自身的絕望體驗、光輝體驗與孤獨體驗，而一步步地向魯迅所呼喚的“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歡愉”的精神界之戰士靠攏。或者說，摩羅終於與魯迅所開創的，已經中斷了的精神界之戰士的譜系承續上了。

第一版序言：“精神界戰士”譜系的自覺承續（3）

這在世紀末的中國思想文化界，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因為那個“幹泣的黃昏”不僅屬於摩羅一個人，有那樣一批年輕人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這段時間內，經歷了一場精神的蛻變；他們透過自己的（而非外部權威暗示的）絕望體驗，開始面對世界與自我真實的（而非虛幻的）生存境遇，試圖尋求“自救、自贖”之路。我曾經說過，我們這一代（或幾代）中的部分人，是透過*中的絕望體驗才真正認識與選擇了魯迅的，由此引發了我們在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中的種種思考；而現在年輕的一代中的部分人又在世紀末的絕望體驗中，發現了魯迅，而又不止於魯迅（這是有別於我們這一代的）。魯迅所開創的精神界戰士的傳統，正是在更具有獨立性的新一代人這裡斷而復續了。在這樣的背景下，摩羅的寫作就超越了他個人的表達，而具有了某種典型性，成為新一代青年中的傑出代表。

摩羅自己似乎也是意識到了這一點的。他在《知識分子的覆設》《思想隨筆新三家》，以至《大作家劉震雲》等文章中，談到了“近年來”所出現的“自覺地尋找生命意義和精神價值，自覺地趨近求道者形象”的努力。他接著又談到了當人們“立志求道時，這才發現世界上竟沒有一個自己所需要的道，這才發現自己們的真實的處境，是如此地困窘，如此地危機四伏”：由此而激發了一代人的使命感，摩羅說：“一個時代所能意識到的危機，往往是從那些急需解決而且可能解決的命題中產生的。也許，‘五千年文明古國’的中國，真的到了一個文化轉型、價值重建的關鍵年代？那裹挾我們幾千年的巨大的歷史慣性，真的要由我們這一代人來掙脫？”——或許，這也正是新一代的精神界戰士所面臨的時代使命？

“掙脫歷史慣性，價值重建”，這自然是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思考與探索卻必須從現在開始。摩羅正是將他自己前述刻骨銘心的體驗，上升為理性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發人深省的思想命題。

讀摩羅的思想隨筆，很容易就會注意到，他最頻繁使用的一個概念就是“恥辱”：這幾乎成了永遠壓在他心上的夢魘，以至形成了擺脫不掉的心理情結；他因此而提出了“咀嚼恥辱，描述恥辱”的思想命題，並以此作為他自己與同代人覺醒的起點。所謂“恥辱”即是前文所引述的，既身處於“非人”的地位，卻毫無自覺，甚至百般迴避與掩飾，這也是魯迅所說的：“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摩，陶醉”的奴才心態，眾多的國民（包括文人）麻木於此，摩羅卻以為奇恥大辱。因此，所謂“咀嚼恥辱”，即是走出麻木狀態，擺脫奴才心理，正視苦難，直面恥辱，這是第一步。“咀嚼恥辱”也是人性尊嚴恢復的過程，而唯有以“人”的身份、心理、尊嚴去反觀苦難，這才能達到對苦難的理性的“反思”，自覺的“反抗”。這就是摩羅所說的，“僅僅懂得（正視）苦難是不夠的。苦難本身並不含有與苦難相抗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