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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實現“立人”的理想，關鍵是要有一批“精神界之戰士”，對於“理想在不攖”的中國傳統的“不爭之民”來說，他們無疑是異端的反叛者，但魯迅看來，這正是其價值所在。因此，他引來了19世紀西方以拜倫為代表的“摩羅詩人”以為同道，並且指明“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但魯迅的呼喚，在世紀初的中國，竟是應者寥寥；他於是仰天長嘆：“今索諸中國，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摩羅詩力說》）……
但在荒原中畢竟走出了第一批精神界戰士，而且在焦慮的期待中，陸續有了後繼者，經歷了五四直至抗戰的千錘百煉，中國終於有了一個以魯迅為先驅的“精神界戰士”的譜系。但是，接著出現的，卻是精神界戰士被懲罰、被改造，以至導致肉體與精神死亡的大悲劇。儘管對這悲劇產生的外在體制的，思想文化上的，以及中國知識者自身的根源，還有待於作更深入的研究，而且這也不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但嚴酷的事實卻是不可迴避的：到了摩羅這一代，開始獨立地面對世界，並要從前輩那裡尋求精神資源時，他們所面臨的，竟是一片精神廢墟。正像摩羅在好幾篇文章裡反覆強調的那樣，儘管他對被權勢樹為敵人而歷盡磨難的整整幾代知識分子充滿同情，但他從受難的姿態中卻並沒有看到應有的反省與抗爭，看到的卻是已經滲入靈魂的麻木症、恐懼症與工具欲——他甚至從被人們普遍認為是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代表人物身上也或顯或隱地看到了這樣的頑症；這就意味著，不是個別人，而是整整幾代知識分子，馴化，工具化了，而且至今也還沒有引出必要的教訓，以至他們中間少數覺醒者稍有反省，反而陷入孤立。這是真正的危機：苦難並沒有轉化為精神資源，精神界戰士的譜系中斷，失落了。這樣的發現，使摩羅驚恐不已；而當他把目光再轉向世界，就更感到困惑：為什麼處於同樣（相近）的境遇下，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精神界戰士的譜系始終未斷，唯獨中國的知識分子被改造（馴服）得如此全面，徹底，而且永不覺悟（還美其名為“永不反悔”）？這是怎樣可怕的“中國國情”啊！而尤其讓摩羅痛心的是，他竟然難以開口：因為——說出真相，就會打破某些人過於良好的自我感覺而“冒天下之大不韙”。但摩羅畢竟未經“改造”，血性尚在，勇氣猶存，他奮筆直書，陸續寫下收入本集中的《論當代中國作家的精神資源》《巨人何以成為巨人》等文，並且引起了輿論界的重視。而我卻從他的這些文章裡，重又聽到了魯迅當年“今索諸中國，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的呼喚，經過一個世紀的犧牲，這歷史的重複（迴圈），更讓人感到透骨的悲涼——我們真的有“一切從頭開始”的力量與勇氣嗎？ 。。
第一版序言：“精神界戰士”譜系的自覺承續（2）
而對摩羅這一代來說，也許更為嚴峻的考驗還在於他們自身的生存境遇。於是，又有了摩羅自稱的那個“幹泣的黃昏”的“死亡體驗”。這是同樣驚心動魄的發現——
“我們一點也不懂得這是恥辱。我們已經完全沒有靈魂，完全沒有自我。我們因為沒有自我與靈魂，所以也沒有了對於尊嚴的需要，沒有了對於人的生活的需要。我們是沒有需要的生靈，我們只需要一無所有，我們只配過一無所有的生活。”
“我們已經是非人，而且決不是從今天開始的。”（《咀嚼恥辱·恥辱的心靈》）
“前面已經無路可走，每一條貌似路途的去向都佈滿無限的恥辱，被這恥辱摧殘為非人乃是我們的宿命。我因為意識到無法擺脫這樣的命運而萬分絕望。”
“我真切地感到了滅亡的痛苦，我十分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肉屑四處飛迸。我無可掙扎地墜向恥辱的深淵。”（《咀嚼恥辱·非人的宿命》）
“我猶如大夢初醒。我扭著自己的頭髮，睜著恐懼的眼睛自責自問：我為什麼曾經這樣生活過？我為什麼依然這樣生活著？我還要這樣生活下去嗎？”（《咀嚼恥辱·恥辱的心靈》）
這是對自己的非人的生存境遇、無以擺脫的精神死亡宿命的體驗，這才是真正令人絕望的。也正是在這個“顫抖的黃昏”、“幹泣的黃昏”，摩羅想起了魯迅的“狂人”：“他知道自己是非人而對真的人懷著恐懼。他因為知道自己是非人而知道難見真的人”；並且引發了更為強烈的自責：“這種對於真的人的虔誠心哪裡去了？這種對於自身非人狀態的恥辱感哪裡去了？”——摩羅終於在經歷了自身的絕望的生存體驗之後，與魯迅相遇了。摩羅自己說他是“以心靈感應的方式，獨自發現了一個為我所獨有的魯迅”的；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