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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之優劣，從不以地域論之！”呂議似乎是被桑虞那一句歪理邪說氣得夠嗆，黑著臉說道：“學以致用者，地從不分南北！”
桑虞給予的回應只是一個冷笑。
“南方諸於玄學，不過是因時因地。再者，無禍害庶民之舉。”呂議看到桑虞露出冷笑更氣：“北地大儒爭先恐後投奔胡虜，為惡者幾多？”
冉閔忍不住“呵呵呵……”一陣笑出聲，被旁邊的徐正拉了幾下才沒出聲嘲諷。
“真的……”冉閔不大聲說，可以小聲向徐正嘀咕：“大儒真沒一個是好東西。”
徐正內心裡深以為然，嘴上卻是不能說。
司馬一家子丟掉了中原，一開始文化人還是非常的矜持，哪怕是受到胡人的招攬也不會應聘，劉淵還是知道儒家對漢人的影響力，來了個禮賢下士找大儒崔遊進行各種學習，很是博得儒家的好感。
儒家對匈奴人其實還是比較親近，那是王莽篡政時期匈奴人留下的福澤。
王莽是得到所有階層的支援才完成篡政，他的篡政該是歷朝歷代最為溫和的一次，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流血，連身為皇族的劉氏子孫都覺得這個天下該是由他來統領。
完成篡政之後的王莽大肆修改法律和建設“新社會”，歸納起來很像是共1產1主1義的行為，然後是對內外六夷進行了封號上面的降低規格。
新朝搞共1產1主1義是基於儒家的“先王之制”，得說的是不管是當時的讀書人還是貴族，大部分其實還是持支援的態度，就等著走向“新社會”，同享“新生活”，那個“新”是新朝的新。
王莽估計是一個“憤青”，對內外六夷降低封號規格是個什麼模樣呢？就是廢除之前對異族的王爵封號，全面改為侯爵。大部分的異族其實是敢怒不敢言，獨獨南匈奴起兵與新朝的軍隊打了一仗，悲劇的是新朝軍隊戰敗了。
改革就是那樣，不是銳意進取到全面勝利，就是頓挫之後滿盤皆輸。通常一切改革都還是建立在武力的監督之下，一旦武力並不如表現出來的那麼強大，任何的牛鬼蛇神就該蹦出來。
新朝的改革還比較詭異，上層的初衷可能是美好的，可是美好的策略在執行的時候總是會出現那樣這樣的么蛾子。新朝軍隊在戰場上敗給了匈奴，內地改革也因為改革起來並沒有想象中的美好，失去武力震懾，再加上大多數人的利益沒有得到增加反而是減少，理所當然是該吼一嗓子“反他孃的”，瞬間就是烽火遍地了。
說大儒認可匈奴有功勞，是南匈奴帶頭反對新朝，後面的勝利者將匈奴人做的事情稱為“撥亂反正”，再來是當時的儒家是全面站在王莽那邊支援並主持改革，肯定是要撇清與王莽的關係，王莽也就從儒家的大功臣變成了“中出叛徒”，反正就是一切壞事都是王莽乾的，與俺們儒家真沒關係。
對了，王莽最大的支持者是儒家的公羊學派，那是公羊學派後面受到皇族的壓制，尤其是穀梁、毛詩和一些古文學派（以最僵化和不喜歡社會進步的魯儒為首）崛起後也是對公羊學派進行報復，導致公羊學派不得不孤注一擲去支援王莽。
成王敗寇並不會只是出現在個人身上，對於任何都能適用，其中就包括學說。這個也是公羊學派後面被全面壓制的原因，復仇主義也就消失在諸夏主流，變成了“內王外聖”的主張。
從東漢一直到司馬一家子丟失中原的階段，儒家“和平主義”支持者的學派就全面崛起，甚至是有“寧予外邦；不予家奴”很濃烈的現象。
他們認為胡虜搶劫邊疆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畢竟胡人窮吧，咱們富有，被搶一些壓根沒啥。
他們也認為沒有必要為了那麼點小事進行國戰，一切還是以關起門來過日子最為重要，哪怕是別人伸手過來抽巴掌，就用“被狗咬了難道還咬回去”之類的言論來反對進行報復。
持“和平主義”的儒家學派，還是抱著“天下大同”的思想，就是他們的“天下大同”和真正意義上的“天下大同”就不是一個意思。
早期的“天下大同”講的是，既然異族與咱們不是一個樣子，那麼作為先進文明的我們有天然的責任帶領那些落後的傢伙一塊過上好日子。用什麼手段呢？好好講道理不願意接受，我們就手持兵器撲上去教訓一頓，用任何的手段讓“他們”變成“我們”，都成了“我們”之後就可以一起愉快玩耍了嘛！
那一幫子“和平主義”者的“天下大同”就是，俺們的就是天下眾生的，敵人愚蠢就必須教他們聰明，使敵人有更好的手段來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