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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有一句話叫“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可他們只是將人們對成為官員的渴望用文字表達出來。
實際上，自古以來有才能的人總是希望能夠得到統治者的賞識，那麼就造成一種現象，無論是學什麼都想要參與到國家的治理階層之中。
真的不單單是儒家才希望緊緊抱住統治者的大腿，論節操最低實際上是法家。
說法家在統治者面前沒有節操並不是貶義詞，律法的存在就是為了保證統治者的利益，大體來說律法被創造出來就是用來限制別人，可在限制的過程中能夠使社會存在次序。
統治者就是領頭羊，而有一種很著名的“領頭羊的效應”，也就是說只有一名“至高者”其實有利於社會穩定。所以任何國家都只有一名最高領導人，而不是多個。
要說律法對權貴無用，那是歷朝歷代……永遠都會存在的現象，可律法的存在還是保證了普通人的利益，沒有律法的存在普通人其實才會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一個國家的法律再是虛設，絕對要比完全沒有法律好上很多。
劉彥當然渴望推廣教育，但是有一點必須要正視，那就是不能只用來教育人們讀書之後去做官，教育理應是方方面面，做到用於生活。
學習知識要的方法有許多，可以是精神領域的洗禮，儒家最為擅長的就是這一點，按照現代的歸類來講，儒家作為哲學是很強大的學問，用來在道德和思想上的薰陶也是極好，唯一不好的就是哲學家千萬別去當官。
目前的儒家並不是魯派獨大，幾個學派都有自己鮮明的特點，儒生也還不像明代不識五穀。
現在的儒生，包括魯儒對禮、樂、射、御、書、數是每樣都要抓、每樣都要硬，要認真算起來的話，儒生在現如今真的是當之無愧的精英階層。而儒家的君子六藝，其實是從周室為官的基本要求中繼承過來。
周王朝是一個分封的國家，那個時候的國家的周邊環境並不安全，能夠為官的基本要求就一定要是貴族（或子嗣），也就是先看血統再擇才能。
貴族是自人聚居之後就存在的階層，早期就是那些帶領族群進行開拓的階層，像是三皇五帝就是類似的階層。一直是到周室東遷之前，貴族絕對不是貶義的存在，他們的社會地位是來自於保護民眾，為族裔開拓更多的生存空間，責任所帶來的就是應有的福利，比如社會地位或是生活質量。
每一個階層都會有屬於自己的腐化過程，一直是持續到根據血緣關係來繼承先輩的權柄成為規則，光靠“我爹是誰”就能得到不屬於自己努力的東西，就為權力的腐化埋下伏筆。
每一代的開拓者總是顯得睿智和能幹，他們屬於“開拓型”的那一群人。開拓型的貴族並不能是什麼都不懂的蠢貨，本身也要有足夠的武力值，那麼怎麼來培養就成為一個值得研究的事項。
《周禮.保氏》中明確指出了培養精英的方法和方式，既是“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這個就是所說的“通五經和貫六藝”中的“六藝”。
在周室想要做官，任何官員都需要進行考核，還是那種多少年就有一次的考核，考核的內容就是六藝，並不需要六藝樣樣精通，但絕對不能是什麼都不懂，還區分出差勁、合格、優異的幾個等級。
像是很多朝代那樣，一個王朝的衰敗總是從內部開始，周室的衰敗就是從考核官員上面開始。而造成這種現象的有幾代君王的荒唐（比如烽火戲諸侯的那位），也有東遷之後周室王族的實力損失。
中央壓不住地方，實力上不足以震懾封臣，主弱臣強的後果就是諸侯不將周王族當回事，那麼就是周王室想要繼續執行官員考核，那些諸侯能再接受來自中央的罷免和重新任命嗎？
一直是到孔子建立儒家，那已經是到了“禮崩樂壞”的年代。所謂的“禮崩樂壞”含義挺多，首先指的就是周王室無法再驅使諸侯，周王室也無法對諸侯任免官職有任何話語權，很多傳統逐漸被瓦解，其中就包括對官員的考核這一項。
到春秋時期，六藝逐漸演變成為貴族家庭用來教育後代的核心內容。孔子要求儒生必須學習六藝，實際上是希望用培養貴族的方式來培養儒生，他的這個做法被當時的貴族所排斥，更沒少受到來自方方面面的嘲笑。
“若是真要推廣教育，無需人人‘六藝’皆精。”劉彥從不覺得世界上有那麼多的全才：“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天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