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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種身份低下的人怎麼可能進來？！”
又據報道，黑龍江民工王建民腹痛難忍被“120”急救車送往同仁醫院，因身無分文，院方拒絕救治。次日凌晨，王被發現死在醫院廁所門口。庭審法官認為民工身份的王建民不應被送到“同仁醫院”救治，理由是北京同仁醫院不是流浪人員、農民工的定點救治機構。
看到這樣的新聞，一切善良的人都會拍案而起，為這個社會的不正常。如果說，上面那位律師的話多少包含有個人感情，反映的是一個律師的職業道德的話，那麼，下面這位庭審法官的看法，就讓人感到後怕，後背發涼。雖然事件不同，但受害者的身份相同，都是農民工，而律師認為，作為農民工，沒有資格和權利，進入“高檔住宅區”；法官認為，作為農民工，沒有資格和權利，進入“同仁醫院”得到救治。社會的冷漠，與公權的歧視，編織了一張無形的大網，把處在底層的農民，包裹得嚴嚴實實。
我們這個社會“病”了！
這種“病”，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它來自於母體的遺傳，來自於兩千年的歷史浸泡。人以三六九等劃分，存在由社會地位特別低下、沒有獨立人格的人所構成的賤民等級，是封建國家普遍的社會現象。這種賤民等級在我國封建社會中早已存在，從商周就已經開始。孔子的所謂“儒家思想”，對於等級有著較為詳細的說辭與定位。漢代一代大儒董仲舒的“三綱五常”論，把等級觀念推到了極致，影響深遠。到了明代，封建國家的法律開始對人民區分良賤。清代時，封建國家才在法律中明確規定賤民的範圍，把奴婢、墮民、丐戶、九姓漁戶、蛋戶、佃僕、隸等統統歸於“賤民”。統治者從住房、服飾、器具、車馬等等方面進行了規定，人民嚴格按照等級劃分，住該住的屋，穿該穿的衣，用該用的器具、坐該坐的車，說該說的話，做該做的事，去該去的地方，否則就是越軌，為當時的社會與法律所不容。因為不平等，下層的“賤民”希望改變現狀，衝突就不可避免。無數歷史事實表明，幾乎所有社會問題、矛盾、衝突的根源都與等級制度密切相關。魯迅先生把封建社會的這種制度稱為“人吃人”的制度，其見解是極其深刻的。
正因為這種“人吃人”的制度導致了整個社會的不公平，無數仁人志士為打碎“鐵屋子”上下求索，力圖進行社會變革。孫中山先生的“三*義”，在當時的中國，無疑是一劑良藥，社會的天空顯出了光亮。新*主義革命的成功，一度讓廣大人民看到了“平等”的曙光，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看上去已被徹底擊碎。*運動中，封建的殘渣泛起，直到現在，“臭老九”的歷史印痕，在無數人的記憶中，揮之不去。
因為脫胎於有病的母體，社會發展到了今天，仍延續著她的基因。改革開放，使大多數人從貧困走向了富裕，一些富人從經濟領域起家，向政治領域滲透，不但把持著社會的財富，也把持著社會的權力。為了維護既得利益，維持等級制度的存在，就顯得極其重要。隨著貧困人口的減少，富裕人群成了大多數，那些“賤民”不再成為社會政策感興趣的物件，成為了少數人而且沒有影響力。以前那些為窮人說話的政治家與思想家，由於是代表少數而且沒有影響力的人說話，使他們自己也成為少數派並且喪失了影響力。結果，政治家和學者都不再和這個社會為貧困所折磨的成員站在一起。上面的兩則新聞，那種“高檔住宅”與“窮人醫院”的思維，正是這種趨勢的體現。這些人有一種論調，就是認為：貧困的一個重要來源是窮人自身素質的相對低下，包括知識水平、努力程度等等，窮人自己對貧困的形成和積累難辭其咎。因此，他們強烈覺得窮人不配享有社會進步的成果，窮人最多隻能獲得保障其生存底線的一點點救濟，並且應當對相關社會政策感激流涕，嚴格遵守等級劃分，去“該去的地方”，否則就是越軌，就不會得到法律的保障與支援。
律師的“高檔住宅說”，與法官的“窮人醫院說”，證明上述危險的論調已經滲入某些社會精英（經濟學家、富豪、醫生、法官，律師）的頭腦中，並且依據此類偏見來行使手中的公共權力和私人資源，進一步迫使窮人去遵守如此潛規則。如果我們無視歧視窮人思維的蔓延，那下一個被斷定該送“窮人醫院”的會不會就是你我？
國家領導人一再強調“和諧”，要讓我們有“尊嚴”地活，如果不徹底清除母體上的病毒，口號喊得再多再響，“和諧”真的會成為“河裡的螃蟹”，“尊嚴”也就變成了“蹲在茅坑裡抽菸”。只要“高檔住宅區”與“窮人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