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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樂觀了。在20世紀，知識分子前半世紀是啟蒙的先鋒，後半世紀則是愚昧的幫兇。知識分子如果在本世紀還要擔負啟蒙的責任，那必須自己先要消除愚昧，先要接受啟蒙。對我自己來說，說假話是最痛苦和最恥辱的。*中，我的劇本《邊疆新苗》挨批，說違反“三突出”的社會主義文藝的創作原則，宣揚資產階級的“花花草草”。“四人幫”在上海的幫兇要我檢討，我起先想抗爭，後來骨頭軟了，還是屈服了，寫了假檢討，說了假話。當時內心極為痛苦。痛苦不是因為被迫檢討，而是假檢討、說假話。我痛苦得差點精神崩潰，精神分裂。從此我再也不這樣了，絕不說假話，絕不假檢討。當然這很難做到，但我儘量做到。必要時可以讓步妥協，但是有一個前提必須要保持原則，保持底線，不說假話。對於不同的觀點，不接受沒有關係，但是要聽取。
吳懷堯：由己及人，您覺得知識分子最大的痛苦是什麼？
沙葉新：知識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個知識分子不說真話，逼他說假話，這是知識分子最痛苦的事情。為什麼*當中會有那麼多知識分子自殺，除了被打、被關、身體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還是他精神的痛苦，靈魂的痛苦。他覺得他喪失了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他在撒謊。這是不可饒恕的罪過，有很多知識分子就是這麼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