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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創造出來的,90年代以後作品似乎不多?
沙葉新:其實我一直在創作。80年代末我在寫《孔子?耶穌?披頭士列儂》,寫了好幾年,很艱苦,我說我如果能寫好這出戏,生了癌病我也不後悔。後來又繼續寫了一些戲,都在上海演出了。去年我還寫了《幸遇先生蔡》,在香港演出了。我比較喜歡的還是《孔子?耶穌?披頭士列儂》。去年我有三個戲在演出。一個是在上海,我剛才說了,去年的5月和7月吧,兩次演出我的《陳毅市長》。一個是在紐約,去年的4月21號上映我的《假如我是真的》,是臺灣導演王童在紐約舉行他的影片回顧展,《假如我是真的》是他七部展片之一。三是在香港,11月演出我的《幸遇先生蔡》,這是寫蔡元培的戲。三個國際大都市同時演出我三個戲,可喜可賀吧?
沙葉新 我天下無敵(6)
但最讓我高興的還是我去年得知我的《孔子?耶穌?披頭士列儂》被選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中,不是存目,不是選場,是全文。這是中國國家*重點推薦的高校中文專業教材。我不矯情,我說實話,我很高興,我一直比較喜歡我這個作品。
吳懷堯: 90年代商業浪潮兇猛,中國轉身進入消費時代,您個人是否受到衝擊?
沙葉新: 90年代意識形態的色彩開始淡漠了,所以知識分子又面臨著另外一種選擇,說俗了,就是權和錢的選擇。正如魯迅所言,有人退隱,有人消沉,有人流亡,有人當官,有人發財,但也有人堅守。可悲的是堅守的人越來越少,作家沒有良心不可能寫出好作品。90年代是知識分子大分化的年代。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的責任、良心、道義、勇氣、執著、誠實、規範、準則都被恥笑,說什麼年代了,您還堅守這樣一些破爛,所以很多像我這樣的人又不適應了。我也有過彷徨、有過困惑,也有過笑話。90年代的商業大潮洶湧澎湃,把一部分想堅守的知識分子席捲而去,就像錢塘大潮一樣,您即便原先只是想在岸上看看的,也會把您席捲下海。可是我理解那些下海的知識分子。90年代知識分子是分化了,被官場、商場沖走了。但還有一小部分人在堅守。他們面對不公,面對邪惡,沒有閉上眼睛,沒有掉頭而去;他們仍有良知,還在堅持真理,敢說真話,堅持伸張正義,揭露黑暗。
知識分子最痛苦的是被迫說假話
吳懷堯:知識分子是一個讓人肅然起敬的名詞,讓我們聯想到人文關懷和社會擔當。您對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精神的定義是什麼?對當下知識分子的表現作何評價?
沙葉新:真正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是敢於說“不”的人,是人類基本準則:和平、正義、*、自由、公正、道德的捍衛者。可如今的一些作家和知識分子,他們的寫作已異化為*,為*,為當眾*,為集體*;已媚俗為大小報紙的吵作,為T字臺上的作秀,為閃閃發亮的霓虹燈,為黃金時段的電視廣告!作家一旦成為明星,勢必俗不可耐。知識分子一旦依附權勢,勢必奴顏媚骨。我想知識分子儘管已經邊緣化,但仍應有使命,仍應有立場,仍應有義務,仍應有天職,絕不能墮落為傳聲筒、軟骨頭、牆頭草和說謊者。知識分子精神簡言之就是獨立的精神、自由的精神。
獨立講的是品格。獨立蒼茫、天馬行空、不依不傍、無拘無束、我行我素、獨往獨來、威武不屈、富貴不淫、有所作為、有所不為、不作工具、不當奴才、不接聖旨、拒不遵命。自由講的是思想。敢想敢說,敢愛敢恨。只相信科學,只服從真理。不因“輿論統一”而放棄己見,不因“保持一致”而違心表態。絕不容許侵犯思考的權利,誓死捍衛心靈的自由!知識分子的精神在上一世紀的前半世紀,還存在。而在後半世紀,則基本喪失,只在80年代末有過曇花一現,隨即便瓦解冰消,蕩然無存。在這以後的20年知識分子更加萎靡、諂媚、虛偽、墮落。知識分子從未像今天這樣的不像知識分子,我是指精神。當代的中國沒有雨果、沒有薩哈羅夫、沒有馬丁?路德?金、沒有哈維爾、也沒有魯迅、蔡元培、陳寅恪、馬寅初、梁漱溟、顧準。將來很難說,至少目前沒有。
沙葉新 我天下無敵(7)
吳懷堯:在您看來,中國20世紀知識分子所承擔的最大責任是什麼? 每個人經歷的試煉和黑暗都是不同的,對您個人而言,在過去的歲月中,最痛苦和恥辱的是什麼?
沙葉新:中國封建專制數千年,光靠一個世紀的時間就想把頭腦裡的封建思想垃圾清除乾淨,是過於輕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