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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朱大可的記憶裡，“父親是和藹的，可親的，寬容的。”小學時，朱大可和母親住在一起，並且在母親執教的學校讀書。
“我母親最先是音樂老師，後來改做語文老師了，她很嚴厲，而且不苟言笑，從來沒有寵過我，對我就像對其他學生一樣。我對音樂和語文的喜歡，主要是受她的影響。父親是歷史老師，所以我對歷史也很喜歡。”父親在很遠的浦東教歷史課，一個禮拜才回來一次。“他從來不打罵呵斥我，因為我超出了他的期待。”
朱大可的確表現卓越，小學還沒有畢業，“已經通讀四大名著”。到他十二三歲的時候，父母執教的兩所學校的圖書館他全都看遍了。進入中學後，西方古典文學他也過濾了一遍。
“這些‘*’殘留的書，被保留得很好，而且傳播非常廣泛。很多書破舊發黃，封面、書底都沒有了，你只能猜它的書名和作者，但我們通常都能破解這種迷案。”朱大可和母親輪流看書，很多時候通宵不眠。羅曼·羅蘭和托爾斯泰的小說，雪萊、拜倫和但丁的長詩，“是我的隱形的精神搖籃。”他神色惘然地回憶說。
1976年7月，朱大可技校畢業，被分配至上海照相機四廠擔任鉗工。“我是做照相館用的相機，海鷗牌，”他用手在空中畫了一個圓，“那種大的。”對於一個飽讀詩書、喜歡音樂、想做鋼琴家、指揮、後來又想當作曲家的少年來說，鉗工無疑是枯燥乏味的。他煩做工人，“開始琢磨如何改變這種狀況。”
朱大可 先鋒評論家（3）
1977年，高考恢復。這一年，朱大可21歲，這個年輕人摸不準考大學究竟意味著什麼，所以“沒敢考”。次年，他終於明白，只要上了大學，就有可能逃離工廠，改變工人身份。1979年9月，他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我是新三屆裡面的最後一屆。”高考填報志願的時候，他的第一志願是歷史系，第二志願才是中文系。在他看來，文學是自然天成的，完全不需要課堂教誨。“我曾經想考音樂學院，結果這個夢像泡沫一樣破滅了。由於父親的影響，我想做歷史學家。”
沒想到陰差陽錯，他“被弄到了中文系”。說起當初為何選擇華師時，朱大可告訴財經時報記者，“當時我母親每月的退休金是70塊錢，我們家的房租是25塊，還剩下45塊，兩個人用是很拮据的。那時華師每個月有18塊5的補貼，基本上能夠解決我的伙食問題。”
剛進大學時，他興奮，如魚得水，“戴著校徽到處走動”。而且挑肥揀瘦，非常清晰地辨認哪門課重要，哪門課不重要，他覺得教科書上的資訊幾乎都是垃圾。為了保持個人自由和知識獲得的正確性，他一直在走讀，拒絕住校，“不重要的課完全逃掉”。逃到公共圖書館，“從早看到晚上。”
現在，朱大可自己成了一名大學老師。當記者詢問如果有學生逃課他會如何處理時，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從不點名，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因為我就是這樣過來的。”說完後他笑了笑，補充道：“事實上，我的教室都坐滿了人。我不需要靠點名來維持出勤率。”
老師希望我“戒驕戒躁”
1983年7月，朱大可從華東師大畢業，被分配至上海財經大學漢語教研室工作，講授“大學語文”課程。由於與所學專業和研究領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學時代的人文環境，他的心境轉向壓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懶，無所事事。”此間，除了一篇《電影系統論》，他幾乎中止了所有的寫作，蟄伏了近兩年之久。
轉機出現在兩年後。1985年，朱大可受邀參加在廈大舉辦的全國文藝批評新方法研討會，“這改變了我的未來。”這次盛會幾乎雲集了中國當時最優秀和最走紅的人才。而朱大可則是“無名鼠輩”。回去後不久，他的第一篇詩歌評論《焦灼的一代和城市夢》問世，並於1986年發表在著名的前衛雜誌《當代文藝思潮》上。
“這篇文章完全背離了批評的一般準則，很幼稚，但有殺氣，充滿奇思怪想，與其說是在闡釋他人作品，不如說是在自我賣弄。”對於這篇當年引起文學界普遍關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並不以為然。
1986年，他發表《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該文發表後，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當時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鍾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閃光處，除了作為理論的概括和勇氣，更重要的是他把電影作為文化現象，表現了對整個社會和文藝的責任感。”
朱大可 先鋒評論家（4）
之後，憑藉一系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