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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 先鋒評論家(1)
其實我40歲就知天命了。我是很有爭議的人,有人喜歡,有人討厭。爭議是最好的狀態。沒有爭議才是不正常的。我為下個世紀寫作,因為歷史是最好的評判者。
吳懷堯
門開之後,朱大可出現在記者面前:圓臉,淡眉,目光炯然,中等身材,微胖,表情自然而豐富,沒有想象中的肅然或張揚。“好多人都以為我是凶神惡煞,有的還把我想象成又高又瘦的電線杆。”他笑著說,普通話裡夾雜著些吳儂軟語。
朱大可,著名文化學者,被視為中國文化批評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以獨特的話語方式見長。現為同濟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這次他來北京,是作為嘉賓參加中央三套的一檔節目。“昨晚在這個房間和一個朋友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五點多,睡了三個多小時我就起來啦。”他拉開窗簾,燒水沏茶。
坐定後,我們開始對話,準確地說,是閒聊漫談。話題涉及某些人或事時,他會忍不住哈哈大笑,此間眼珠必定靈活地轉動,說到興奮處,則是眉飛色舞左右顧盼,在強調某個觀點時,雙手在空中比劃,時不時作出類似擰螺絲釘的動作,讓人聯想到他的鉗工生涯。
在整個採訪過程中,這個被譽為“文化 恐龍”的中年上海男人,時而激情恣肆,時而冷峻沉穩,唯獨沒有記者想象中的傲慢與偏見。
在澳大利亞感覺到壓抑
1994年,因為一場“不願詳談的家庭變故”,處於聲名鼎盛時期的朱大可辭掉在上海師範大學的教職,去國離鄉,遠赴澳大利亞。7年後他回國定居,就教於大學,又宣佈與文學“離婚”。
“很難有誰能改變我的生活方式。如果我接觸的人很多,時間一長就會感到不安,我就喜歡一個人,自在、獨立。我對婚姻狀態不是太習慣。”談起那次“變故”,朱大可輕描淡寫。
剛到澳大利亞時,他在一家報紙做主編,不久又離開,然後有一段失業經歷。期間,“在建築工地扛過石膏板,做過清潔工。”此後開過廣告公司,還在一家上市公司網站做過媒體總監,但時間都很短。“我想那都是非常美妙的經驗。”他說,最長的一次是在另一家報社做了四年總編,後來又在悉尼理工大學讀博,一直到回國為止。“反正就是什麼活都幹過了,還包括自己創辦網站。”
網站最初名叫澳大利亞新聞網,後來改成“文化先鋒”,在中國知識界頗有影響。但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網站關閉的時間比開放的時間更長,朱大可自嘲似地笑笑:“不過沒關係,這顯得更有趣了。”現在每天上午,他至少有一個半小時在網上瀏覽各種新聞,從中觸控中國社會變動的脈搏。
在澳大利亞定居期間,1999年,朱大可的文學批評集《聒噪的時代》出版,國內文學界驚呼朱大可“復出”了。藏象詩歌論壇版主陽正午說:“他那些貌似瑰麗的批評語體後面,蘊藏著摧枯拉朽的‘原創性’力量。在眾聲喧譁、撲朔迷離的文化語境中,他對當下文化現象敏銳的洞察和大義滅親式的批判,更顯出了他的難能可貴。”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朱大可 先鋒評論家(2)
2001年,朱大可回國定居,宣佈與文學“離婚”。原因聽起來有些令人心酸:“文學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負了我的期望。”近年,他又陸續出版了《話語的閃電》、《流氓的盛宴》等著作。
事實上,當他把目光投向遙遠的時代,在那些古代器物中尋找、破譯和闡釋中國文化密碼的同時,也沒有忽視當下甚囂塵上的文化現象。他寫了不少犀利的文化時評,其中包括對餘秋雨散文和張藝謀電影的批評。
回憶國外的那段時光,他覺得“沒多大意思。”“那個國家對孩子和老人挺好,但是我的母語是漢語,在那裡屬於少數民族。連越南人和黎巴嫩人都可以歧視中國人。留學的唯一好處,是得到了文化比較的機會。”說起這些並不遙遠的往事,他的神色有些黯然。
童年經驗奠定文學道路
朱大可覺得自己童年結束是在17歲那一年,父親的死讓他“突然成熟了”。 1974年7月,朱大可中學畢業,進入上海第三機床廠技校讀書。其父是在1975年11月一個寒冷的黃昏病逝的。當時正值“*”後期,“親友彼此都不敢來往,人際關係非常冷漠。”說到這裡,他兩眼向上凝視,聲音突然低了下去:“我父親是*黨派人士,在‘*’中備受折磨。他去世時,病床前就我跟我母親兩個人,四周既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他們都逃得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