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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和批評文章，朱大可在中國文壇聲名鵲起，並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鋒批評家地位。“那時候我年輕氣盛啊，狂得要死。”他說，在很高規格的學術會上，也可以藐視與會者，自己隨性說一通，然後當場退會，“得罪了很多人，因為根本不顧別人的感受。”
“這和我的成長環境有關。我是獨生子，精神上極度渴望自由和獨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獨慣了。”從小學到中學，他的成績單上，評語裡總有“驕傲自滿”這幾個字，“老師總希望我‘戒驕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與人爭論，他覺得“那個沒意義，浪費時間而已。”他說這個的時候，還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來的傲氣。
朱大可今年50歲。“其實我40歲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爭議的人，有人喜歡，有人討厭”。他低頭又抬頭，“其實，爭議是最好的狀態。沒有爭議才是不正常的。我為下個世紀寫作，因為歷史是最好的評判者。”
訪談
文壇：垃圾的工業化生產
中國文壇是垃圾生產基地
凌晨一點多手機響，是朱大可的簡訊。他問見面時間能否推遲一個鐘頭。想了想，我回好。原本約的是九點。當天上午十點一刻，我出現在他下榻的賓館。這次他來北京，是參加中央三臺的一檔節目，他是嘉賓。“昨晚在這個房間和一個朋友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五點鐘多，睡了三個多小時我就起來啦。”他拉開窗簾，燒水沏茶。
坐定後，我們開始對話，準確的說，是閒聊漫談。話題涉及某些人或事時，他會忍不住哈哈大笑，此間眼珠必定靈活地轉動，說到興奮處，則是眉飛色舞左右顧盼，在強調某個觀點時，雙手在空中比劃，時不時作出類似擰螺絲釘的動作，讓人聯想到他的鉗工生涯。然而，相對於他的隨和、友好以及犀利的發現眼光和獨特的話語方式，這些都可以忽略不計。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整個採訪過程中，這個被譽為“文化恐龍”的中年男人，時而激情恣肆，時而冷峻穩沉，唯獨沒有我想象中的傲慢與偏見。
吳懷堯：在過去，抄襲是件非常可恥的事情，但今天人們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你怎麼看待這種文壇以及學院論文造假的現象？這與教育制度有關嗎？
朱大可：這個是整個社會道德機制癱瘓的結果。國人的道德防火牆不僅沒有更新，而且被解除安裝了。當然，腐朽的道德機制是應當被解除安裝的，尤其是對身體過多的禁錮。但道德自律的全面崩潰，卻引發了另外的危機。
吳懷堯：從圖書銷量上來講，近幾年80後作家異軍突起，你如何看待這些年輕的創作者？你讀他們的作品嗎？
朱大可：他們的書佔有了巨大的市場份額，這是市場資本催化所帶來的市場價值。人們可能覺得書賣得好，文學價值就高，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市場繁榮不等於文學繁榮。他們的作品有時我會看一下，文學性大多不足。新生代作家都面臨一個嚴重的瓶頸，那就是如何完成市場價值向文學價值的轉型，從市場英雄變成文學英雄。 txt小說上傳分享
朱大可 先鋒評論家（5）
近年我能夠看到的這代人，李傻傻是個例外，我想他可能是其中最有前途的小說家。韓寒，我欣賞的不是他的小說，而是文化反叛的犀利立場。他是中國最優秀的部落格寫家之一。至於郭敬明，王朔已經有過很好的評判，我就不再多嘴了。
吳懷堯：你曾經說中國文學成就最高是先秦，相對於先秦文學，你怎樣評價當代文學？
朱大可：當代文學，詩歌的成就最高，更弱一些的是小說。散文最差。到今天為止，包括中學作文、甚至高考作文的題目，都受楊朔文體矯揉造作、其酸無比、粉飾太平的風格的支配。這種散文後來被叫做“歌德派”，是當代文學的歷史性恥辱。一直到現在為止，各大學的校刊，中文系學生寫的散文，還繼續沉溺在“楊朔體”裡。這是令人失望的事情。我認為散文的問題相當嚴重。
吳懷堯：你早期的文學評論幾乎把“終極價值”視為最高甚至唯一的標準，並有濃重的基督教神學的價值取向。但你對“後朦朧詩”之後的詩歌評論很少。是不不屑於評價，還是閱讀有限？
朱大可：那個時期大約是我去澳大利亞之前，也就是從1988年到1994年這段時間，大概有五六年左右吧，我進入了神學寫作時期。寫作的母題和核心價值，主要環繞基督教神學，而現在，我轉入了新的階段。中國詩歌總體上是退化的。80年代一度到過一個高點，90年代再次發生退化，整個中國文化都在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