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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更多的篇幅來展現故事的第二條線索,把他筆下的兩位英雄羅朗與摩岡的數次交往和反覆較量描繪得有聲有色,極有氣勢。作者把羅朗安排為拿破崙的親信副官,而讓摩岡成為卡杜達爾手下的第一員得力干將,這樣做不僅把兩條基本線索緊緊地扭合在一起,而且大大地增強了整部小說的時代感,同時也使羅朗與摩岡雙雄之爭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他們兩人私交甚篤,摩岡還是羅朗妹妹阿梅莉的情人,但因各為其主,所以才誓不相讓,正如摩岡本人所說:“不為個人的事爭吵,要為大家的事業。”因此,羅朗與摩岡的鬥爭,實質上就是以拿破崙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政權和陰謀復辟的保王黨人之間的生死搏鬥。羅朗與摩岡是作者虛構的人物,兩雄之爭當然也是作者的創造,但是在作者藝術匠心的安排下,真實的歷史和虛構的故事自然而然地融為一體。大仲馬本人對於他的這種寫法是頗為欣賞的,在《雙雄記》裡他就做了這樣的表白:“我這樣做的結果是使得我寫的東西讀起來真假難分,我筆下的人物有時會在我創造他們的場所落地生根,以致有些人後來真以為確有其人。”在我們看來,這段話倒是清清楚楚地告訴人們,大仲馬就是用這種辦法在歷史的釘子上掛他的小說的。
大仲馬是一位傑出的小說家,他有豐富的閱歷,廣博的見聞,而且隨時隨地都注意對人對事物的細密觀察,他具有這樣一種非凡的本領:可以把他接觸到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全都活脫脫地表現出來。他充分掌握了小說創作的特點,善於抓住讀者的心理,重視結構安排的靈活性和寫作手法的多樣化。我們知道,大仲馬對於英國作家司各特是十分歎服的,他對司各特的歷史小說曾經做過認真的研究,但是並不一味地模仿。司各特往往在作品開始時就對他的人物展開具體細緻的描寫,大仲馬卻不,他認為小說從第一行起就應該深深地打動讀者,所以作者不必在開頭部分進行冗長的敘述和描繪。因此,他只用寥寥幾筆把他的人物略加描繪之後,便立即轉向情節的開展和對話的鋪陳,用緊張有力的行動和鮮明生動的語言來完成對於角色的塑造,使讀者很快地沉醉在曲折迷人的故事情節中。由於他的作品常常在報紙上連載,所以許多章節都是在高潮待起的緊張時刻戛然而止,給人一種餘興未盡的感覺,更加急於瞭解故事的結局和人物的命運。像《雙雄記》里約翰爵士夜探賽榮修道院、拿破崙與摩岡會見、羅朗追蹤摩岡、羅朗與約翰爵士決鬥等等章節都具有這樣的藝術效果。
大仲馬是一位多產作家,他的文筆潑辣恣肆,猶如滔滔江水。然而他寫得太快太多了,有時甚至幾部小說同時進行,於是自然便出現了一些缺陷或敗筆,如故事情節發生混淆、重複,有時還會出現矛盾、漏洞,而且某些地方則不可免地醉心於獵奇或落進俗套,如《雙雄記》裡關於摩岡和阿梅莉的愛情描寫雖然相當動人,但仍然沒有擺脫“英雄美人”的案臼。儘管這些缺陷往往被他那生動離奇的故事和奔放無羈的才情所掩蓋,但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有些批評家認為這是文學創作商業化的傾向在大仲馬身上的反映,從而影響到這位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是有過這樣的批評嗎:“這種隨便應世的市儈作風,妨礙了真正的發展程序,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①應該說,這話雖然說得過於嚴厲,但有一定的道理。
①勃蘭兌斯:《法國的浪漫派》,第三八八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謀生的文學家、藝術家,要想完全擺脫商業化的傾向是不可能的,即使雨果、巴爾扎克這樣的大師也不例外,就連戈蒂埃這樣的標榜“為藝術而藝術”的自鳴清高的文學家,有時不也是要迎合出版商的口味而修改自己的作品嗎?大仲馬自然難以免俗。那麼,就法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而言,大仲馬同巴爾扎克、雨果之間的差距究竟在哪裡呢?巴爾扎克在他的《人間喜劇》裡對資本主義社會里的金錢關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種種醜惡現象予以無情的鞭撻,他的作品包含著一種巨大的批判力量。而在雨果的作品中我們常常聽到作者為人間不平而發出的憤怒吶喊和正義的呼聲,看到他對於自由和社會公正的理想的追求。總之,他們的作品時時閃現出思想的火花,放射出詩一般的光輝,而這些卻往往是大仲馬的小說裡所缺少的。僅就《雙雄記》這部小說來看,由於作者過於追求故事情節的驚險離奇,致使在作品的後半部中兩雄相鬥似乎與他們各自所代表的營壘之間的鬥爭脫了節。再者,作者對於羅朗與摩岡“惺惺惜惺惺”的俠義心腸作了過分的渲染,從而減弱了羅朗這個人物的光彩,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這部作品的思想意義和認識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