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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把這位將軍和法蘭西的歷史截然分開呢？
①米涅：《法國革命史》，第三二七頁（商務印書館）。
大仲馬不僅善於透過歷史人物的活動來展現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而且非常重視人物活動背景的歷史真實性。這裡所說的“背景”，指的是歷史事件所發生的那個地方的地理環境、風土人情以及當時的社會風貌。在《雙雄記》的《告讀者》一章裡，作者就說過：“要寫一本故事情節發生在我沒有看到過的地方的小說或者劇本，這對我來說是力不從心的。”因此他在每寫一部小說之前，總要到那裡進行考查瞭解，力圖蒐集到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在這方面的例項多不勝舉：為了寫《克麗絲蒂娜》，他去過楓丹白露；為了寫《亨利三世》，他前往布盧瓦；寫作《三個火槍手》的時候，他特地趕到布洛涅和貝蒂納；寫作《基度山伯爵》的時候，他多次去卡塔蘭和伊夫堡。除此以外，有些地方他因故無法前往，便閱讀大量的遊記、回憶錄或其他有關資料，總之，用他的話來說，“花的時間卻比我親自去一次還要多。”
《雙雄記》這部長達五十萬言的小說就是從作者實地考察故事情節發生的現場開始的。“耶戶一幫子”的傳說是大仲馬從自己的好友諾地埃那兒聽來的一個故事，說是有四名強盜——人稱“耶戶一幫子”——被緝捕、審訊，最後被送上斷頭臺。為了把該故事演繹成一部小說，作者不僅詳細地研究了這一案件的始末，調閱了關於這一案件的卷宗檔案，而且親自到當年的監獄和處決犯人的刑場去察看一番，即使連該刑場自何年何月起廢止不用這樣一個細節也不肯放過。從藝術效果來看，大仲馬強調歷史背景真實性的這種做法大大地增加了他所描繪的那些人物的歷史感，使讀者在作品中的故事發生了數百年之後仍然有如臨其境、如見其人的感覺，這就難怪許多讀者要說他們從大仲馬那裡瞭解到的歷史知識要比從一些歷史學家的著作裡學到的還要多。應當說，用小說這種文藝形式來描繪歷史人物、再現歷史事件的作家，在古今中外的文學史上是不乏其人的，然而像大仲馬這樣作品如此豐富、故事編寫得如此生動、影響又如此深遠的，卻實不多見。也正因為如此，莫洛亞的這一論斷就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而時至今日，許多批評家卻往往忽略了這一點：“人們在一八五０年時說道，如果在某個荒無人煙的島上還住著個魯濱孫·克魯佐的話，那麼，他這個時候大概也在讀著《三個火槍手》。還應該補充一點，整個世界和法國本身都是透過仲馬的長篇小說來熟悉法國曆史的。”①
①莫洛亞：《三仲馬》，第二三一頁。
在對於大仲馬的“小說的歷史化”這一獨特的風格進行了簡要的論述之後，我們應當著重指出，大仲馬是以一位小說家的身分來狀寫歷史的，因此，“歷史的小說化”就形成了他文學創作中的另一個顯著的、而且是更為重要的特色。
我們已經說過，大仲馬的歷史小說都是在真實的歷史事件的基礎之上創作出來的，但他在創作的過程中並不拘泥於歷史事實的約束，而是著力於把這些真實的事件進行加工、改造，從而演繹成一部部充滿了傳奇色彩的、引人入勝的小說。他有一句名言：“歷史是什麼？就是我用來掛小說的釘子。”可見，歷史只是他創作的憑藉，而他要做的，就是把它化為小說。他讀過大量的名人傳記、回憶錄，對於形形色色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各種傳聞掌故非常熟悉，於是，他便從其中借來他小說的人物和故事情節的基本骨架，然後盡情地發揮他那豐富而又奇妙的想象力，使用出色的寫作技巧，把它們編寫成曲折離奇的故事。有時候，真實的歷史事件在他的作品中僅僅顯現出一個輪廓，在整篇小說中起到一種供託時代感的作用，大仲馬讓他一手創造出來的各色人物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進行活動。有時候，作者把真實的歷史故事作為小說中的一股情節線索，把他虛構人物的所作所為當成另一股情節線索，這兩條情節線索時而平行發展，時而交叉在一起，而大仲馬特別善於把它們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讓真實的歷史人物與想象出來的“歷史人物”一起活動，使人真假莫辨，從而增加故事的傳奇色彩和吸引力。
《雙雄記》這部小說所使用的就是後一種寫作方法，它的故事主要包含著兩條線索：一是拿破崙發動霧月政變併力圖平定旺代叛亂；二是羅朗與摩岡兩雄相鬥。在霧月政變前後登場的大多是真實的歷史人物，應該一提的是，那位同拿破崙的執政府勢不兩立、死心塌地效命於路易十八的旺代叛軍頭目卡杜達爾在歷史上也是實有其人的。就在第一條線索展開的同時，大仲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