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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人，很沒把握覺得自己便是一個知識分子了……
“你怎麼看？”——有人問我。
我說：“我做的事很普通，很微不足道。我被抬舉地叫做‘文化人’。被叫做的根據是我仍寫著小說。所以我要繼續把小說這行當好好做下去。否則，連‘文化人’也不配再是了。更遑論是什麼‘知識分子’了。而我這個‘文化人’，是從來沒想過從‘政權’這麼重大的方面對國家有所奉獻的。自思絕對沒有這個能力。所以除了寫小說，倘還自認為可做些有益於社會的事，那也不過就是——周圍同事鬧意見了，我幫著調解調解；左鄰右舍產生矛盾了，我說和說和；單位領導和群眾在某件事的主張上不一致了，我起點兒溝通作用；朋友們有困難了，充當個熱心的角色；誰家裡遭遇不幸，送去點兒安慰和友情；兩口子鬧離婚，勸他們慎重考慮考慮……如此而已，僅此而已。還要盡到為人夫為人父為人子為人兄弟的種種家庭責任，實在已是覺著活得很累了，再不敢往自己身上攬扯什麼使命了。強攬硬扯到身上，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眾人一時沉默，少頃有一人道：“這是典型的小知識分子的活法。舊社會的私塾先生就常充當這樣的社會角色而欣欣然。”我說：“我正是想當一個小知識分子，一個小小的知識分子。而且明白，當好一個小小的，也須很竭誠。現在是新社會，當私塾先生得經過層層批准，恐怕還得有人贊助。否則，當那麼一個老好人兒式的私塾先生，實在是我的一大願望呢！”
真的。以上是我的極真實的想法。在目前這一個時代，倘能一邊寫著自己想寫的小說，一邊在自己生活著的小小社會平面上，充當一個老好人兒，與世無爭，於世無害，與人無爭，於人為善，乃是多大的造化，不亦悅乎？
後半生，我要竭誠地當好一個小小的，小小的知識分子……
想從前，我才不過是一個“知識青年”嘛！我不忘本。
我的使命（1）
據我想來，一個時代如果矛盾紛呈，甚至民不聊生，文學的一部分，必然是會承擔起社會責任感的。好比耗子大白天率領子孫在馬路上散步，躥在窗臺上的家貓發現了，必然會很有責任感或使命感地躥到街上去，當然有的貓仍會處事不驚，依舊蜷在窗臺上曬太陽，或者躍到寵養者的膝上去喵喵叫著討乖。誰也沒有權力，而且也沒有辦法，沒有什麼必要將一切貓都攆到街上去。但是在談責任感或使命感時，前一種貓的自我感覺必然會好些。在那樣的時代，有些小說家，自然而然的，可能由隱士或半隱士，而狷士而鬥士。有些詩人，可能由吟花詠月，而爆發出詩人的吶喊。怎樣的文學現象，更是由怎樣的時代而決定的。憂患重重的時代，不必世人翹首期待和引頸呼喚，自會產生出憂患型的小說家和詩人。以任何手段壓制他們的出現都是煞費苦心徒勞無益的。倘一個時代，矛盾得以大面積地化解，國泰民安，老百姓心滿意足，喜滋樂滋，文學的社會責任感，也就會像嫁入了闊家的勞作婦的手一樣，開始褪繭了。好比現如今人們養貓只是為了予寵，並不在乎它們逮不逮耗子。偶爾有誰家的嬌貓不知從哪個土祠旮旯逮住一隻耗子，叼在嘴裡喵喵叫著去向主人證明自己的責任感或使命感，主人心裡一定是甭提多麼膩歪的了。在耗子太多的時代，能逮耗子的才是好貓。人家裡需要貓是因為不需要耗子。人評價貓的時候，也往往首先評價它有沒有逮耗子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耗子不多了的時代，不逮耗子的貓才是好貓。人家裡需要貓已並不是因為家裡還有耗子。逮過耗子的貓再湊向飯桌或躍上主人的雙膝，主人很可能正是由於它逮住耗子而呵唬它。嗅覺敏感的主人甚至會覺得它嘴裡撥出一股死耗子味兒。在這樣的時代，人們評價一隻貓的時候，往往首先評價它的外觀和皮毛。貓只不過是被寵愛和玩賞的活物。與養花養魚已沒了多大區別。狗的價值的嬗變也是這樣。今天城裡人養狗，不再是為了守門護院。狗市的繁榮，也和盜賊的多起來無關。何況對付耗子，今天有了殺傷力更強的鼠藥。防患於失竊，也生產出了更保險的防盜門和防盜鎖。
時代變了，貓變了，狗變了，文學也變了，小說家和詩人，不變也得變。原先是鬥士，或一心想成為鬥士以成為鬥士為榮的，只能退而求其次變成狷士，或者乾脆由狷士變成隱士。作一個現代的隱士並不那麼簡單，沒有一定的物質基礎雖然“隱”而“士”也總歸瀟灑不起來。所以旁操它業或使自己的手稿與“市場需求接軌”，細思忖也是那麼的情有可諒。非但情有諒，簡直就合情合理啊！魯迅先生即便活到現在，並且繼續活將下
